焚烧厂建设已经超过规划。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经达到111万吨/日，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 现在的“超低价”收费模式让普通人无法产生“为垃圾埋单”的触感，也没有动力去减少垃圾。 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的核心理念是“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cycle），优先序递减。

从官方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总建筑面积不到1200平方米的垃圾站内，涉及的主体至少有10个。多家公司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事故与自己无关。 易腐垃圾被大量分类出来，“现有末端处理能力已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易腐垃圾就地处理成了迫切需要”。 相较于以前的“垃圾桶-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传统模式，分类后的垃圾种类更多、流程更长、环节更多，同时又涉及多个责任主体，“风险暴露点也就更多了”。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在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执行整整一年后，2017年1月11日，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发现，在公布了自动监测数据的91座焚烧厂中，数据并不理想。

这是南方周末记者在台湾参访一家垃圾焚烧厂时，遇到的意外一幕。当地居民愿意在这里拍婚纱照，愿意在请帖上写上婚礼举办地在“垃圾焚烧厂”，愿意参加工厂举办的环境教育课……从邻避到睦邻，互信与沟通仍是中国大陆垃圾焚烧行业的难题。

2016年1月1日为生活垃圾焚烧执行新国标大限。调查发现，新标准要求公布的五项污染物大多只公布了三项，有两成垃圾焚烧厂超新标。

在近4年时间里，我们曾先后向28个环保部门申请过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数据的信息公开，也对多个垃圾焚烧厂进行过调研。对比现实中民怨载道的问题，此次国标修订未能对症下药，在有些方面甚至南辕北辙。

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及附近地区人员因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聚集。杭州政府通报称，事件中没有出现人员死亡情况。有关负责人表示，“欢迎建垃圾焚烧场，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有居民表示，不是不相信技术，但就怕政府监管不到位。

在中国，每次将垃圾扔进垃圾堆，理论上这袋垃圾最终约有3%-5%转化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有专家指出，约有50%的飞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在有垃圾焚烧厂的省份，至少有6省无具备处理飞灰资质的企业。对飞灰的资源化利用已经启动，但安全尚无标准。“如果飞灰被制成砖，那么就肯定无法监测毒性。”

生活垃圾焚烧后的飞灰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和高致癌物二恶英。武汉市5家垃圾焚烧厂每天产生约560吨飞灰，大部分未按要求固化处理，直接交给无危废处理资质的建材企业制作建筑材料。武汉垃圾焚烧的飞灰正以每天至少560吨的数量在递增，而这座城市目前还找不到安全处置飞灰的场所。

2015年前，广州将新建六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日垃圾焚烧能力将达到1.5万吨。北京、上海、深圳也在策划新建多座焚烧厂。项目多建在新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