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关键。在教育制度层面，当下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化尤为重要。在社会制度层面，需要持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

这些农家子弟的苦痛，不只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父母辈的。更关键的是，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城乡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 打工诗人许立志和我差不多同年出生，命运却不同，这真的是我们付出努力多少造成的结果吗？好像并不是。 如果读书读到不同阶段的人，只要勤劳，都能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获得认可和向上发展的通道，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比较有活力。 很多家长都很困惑，以前自己缺衣少食也能学好，现在什么（苦活）都不让孩子干，怎么会学不好？生长环境变了，学习动力也不同了。

作为农民的住所，宅基地问题历来被十分谨慎地对待。宅基地从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立”，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从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转让，到可以在全县农民之间转让，从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买宅基地建房，到城乡合作建房，并给合作建房发证，农民宅基地的权利逐渐增加，也更加清晰，农民的宅基地有望变成真正的财产，实现其市场价值。

2018年9月，自然资源部在内部明确提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决杜绝国土圈、海洋圈、测绘圈、地质圈等圈子文化。 城乡规划管理职能已由住建部划归自然资源部，但指导全国规划执法的职能，仍由住建部行使，承担全国城市规划设计的科研单位中国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仍隶属住建部。 在海关和原质检系统，受机构改革影响，从事跨境贸易监管业务的中青年干部，被高薪挖到互联网公司，从事跨境贸易政务工作的比例在提升。

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经济改革以经济自由为旗帜，打破了中国人的人身依附。中国人自由择业和创造力的迸发，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效率释放和物质财富的喷涌。但也留下了城乡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产业和基础劳动者素质都难以提升的遗产，从而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继续发展。

乡隔离把城乡之间的各个大门都关得个严严实实。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结果就是严重束缚普通人的经济自由。这是改革的起点。具体到土地，就对应着“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出让与转让”的法律。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列为户籍改革的基本原则。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许多进城务工者工作生活在大城市，是给这些人市民权，还是以控制大城市规模为名，把他们赶回小镇？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成都七年的改革实验至少在第一个问题上给出了答案。

一项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为何在7年之后走到绝境？政策与资本，为何总是难以合拍？投资者、农民与地方政府，如何收拾残局？南方周末记者跟踪多年，试图记录其间的热望、努力与沉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