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现过一次政务新媒体“关停潮”。这一轮关停，除常态化监管外，还和基层减负、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相关。 在整合清理政务新媒体账号的过程中，济南市章丘区明确，必须由在编工作人员负责政务新媒体的日常运维管理。 “账号开设时比较方便，上传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就行。但注销时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得要提供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文件。”此前，有账号历经半年才注销成功。

我注意到，基层的个别职能部门或工作岗位面临特别繁重的填表任务，尤其是那些负责公共安全、环境监测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部门。他们需要详尽地记录、汇报信息，以满足上级的监管要求。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也消耗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直接服务民众的时间和精力。

为了能早点回来，很多电诈人员不得不找“黄牛”插队，“谁出的钱多谁先回来”，因为人数太多，到后来连“插队都得排队”。 为了给云南“减负”，一些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地区，纷纷派员赴云南边境支援。据王波透露，湖南在那边成立了4个工作站，分别由4个严重城市公安局牵头。 据一名基层“劝返”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强制回国人员到当地派出所报备和采集信息。若再次去国外，警方能立刻知道。此外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要“居家学习”，外出需报告。 据湖北某地一位村干部介绍，该村有一个疑似“缅北窝点人员”，一直处在失联状态，他们给家属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发了注销户籍公告，过了两天左右此人就报备回国。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9日《南方周末》）

2020年岁末，一份名为《关于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摆在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同志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