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公募基金在业绩比较基准选取时的“放水”倾向尤为突出，即大部分基金使用了“较容易达标”的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债券型基金在看似“普遍达标”的表象之下暗藏玄机。其“达标”与否并非单纯反映投资能力的真实水平，而是与基准设定和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密切相关。 权益类基金全年过半数“达标”的表现同样是一种假象，由于基准设定与基金投资回报指标的计算逻辑差异，其真实业绩表现可能更为“糟糕”。

测评对象覆盖超6500只基金及其所属107家公募机构，机构旗下非货币型基金资产净值约占全市场公募机构非货币型基金资产净值的97%，具有极强的行业代表性。 “一哥”易方达逆袭，“老三”广发基金坠落，“老二”华夏基金排名上移。 大中规模公募基金两个榜单共同呈现出“头部无偏科”的鲜明特征。这一系列变化清晰印证了公募行业“一招鲜吃遍天”的粗放式竞争时代已然落幕。头部机构清一色的均衡化成绩，折射出行业发展逻辑的深层转变。

全市场混合型基金数量达4783只，占全部基金的36%，稳居各类型基金首位。 大中规模混合型基金排名靠前者均押中了算力赛道。倒数第一的中国人保资管每个季度都对持仓进行一次“大换血”，足以体现名称中的“行业轮动”。可惜的是，多次“轮动”都与市场当季风口“擦肩而过”。 从基民视角观察，“非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与股票型基金差异不大，易给基民造成认知误解。与此同时，其股债实际配置比例与业绩比较基准设定的股债指数权重存在长期严重偏离。

第三阶段费改将核心目标锁定销售渠道，通过重构认申购费、赎回费及客户维护费体系，彻底打破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持营”行业积弊。若新政完全落地，公募基金每年将为基民让利300亿元，远超前两个阶段的140亿元和68亿元。 征求意见稿有很明显的政策导向。销售各方将加大对个人投资者和权益类基金的销售力度，即多向基民卖权益类基金。 此轮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调整短期内将影响银行相关收入，如《征求意见稿》约定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这意味着银行无法再通过赎回费获取收入；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混、债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这将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产品，也意味着银行短期内难以通过引导基民高频交易获取收入。

近半基金管理公司对此次发售采取“限额发售”的谨慎态度。 多数拟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不错，但亦有“总回报率和年化回报率”为负值者。 费率机制“奖少罚多”原则下，无论是基金经理因薪酬降低而离职，还是管理费收入骤降，这对基金公司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将倒逼基金公司倾斜资源提升投研能力，改变以往把资源堆在发售渠道上的做法。简言之，即重投研轻销售，而非颠倒为之。

基金公司高管和核心员工薪酬水平将直接挂钩投资者的实际回报，与投资者真正实现“共荣共损”。未来，只有能持续为多数投资者创造良好收益的基金经理，才能获得职业长久发展的通行证。 多家头部机构发行的浮动费率机制基金产品，计提方式各异，且规则比较复杂。这对基民而言远非“一目了然”那么简单。 投顾服务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让用户觉得付费值得？基金投顾的“投”和“顾”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异变为基金销售渠道。

基金业“一拖多”并非我国独有现象。夸张的是，美国一个基金经理同时管理221只基金。 国内417个“一拖多”基金经理旗下基金一年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极差均值为8%，高于美国。包括明星基金经理在内的个别“一拖多”基金经理管理的多只基金整体业绩较差。 美国大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对“一拖多”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采用“多管一”的模式，即这些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另配一个或多个联席基金经理。

2019年-2023年，在“砍三刀”之后，10位“顶流”基金经理年管理费收入依然相当丰厚。但从相对收益率维度比较，这10位基金经理在成为“明星”后没有给基民带来超额收益。 券商客户经理只能不停地引导基民去购买公司产品库里考核系数较高的基金，否则难以完成当月考核指标。 应彻底与规模“脱钩”，转向对长期业绩的考核机制是主动权益类基金在基金业发展过程中长盛不衰的一大利器。

长达60年间，标普500指数前十大权重股的所属行业已从传统行业逐渐更替为高科技和生物医药等新兴行业。 近几年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下，很多“固收+”产品都变成了“固收-”。由此可见，在当前环境下，资产管理行业自身的理论若无法升级，未来就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 在销售服务环节中，近年来基金公司在市场高位时狂发新基金的行为或是助力基民养成“追涨杀跌”习惯的帮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真正实现逆向销售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