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在狮子山下度过三年多的时光，为香港文化艺术作出重要贡献，也给当地的朋友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吴元黎先生曾是经济学史上的失踪者，因为在与方显廷的论战中失败，远走美国，慢慢被经济学界遗忘。到了2007年，才被经济学家保罗·特雷斯科特重新发现，作为发展经济学最早的论战发起者，写入《经济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一书。但他的家世和早年生活，外界仍然不是很清楚。本文借助吴元黎外甥刘荣黔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家世、交游之一角，刘先生并提供多张珍贵照片，尤为难得。——编者

一个未到30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个人编纂大型清史的纪录，而且下卷讲稿早已写就，何以久久不能克竟全功？王家范先生推测，“陈恭禄与先生辩论一事，或对下卷的定稿，在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其中多有名家之信，史料价值颇高。读到香港大公报前副主编陈凡先生致柴先生信，第一封一开头即是请柴先生为大公报《艺林》周刊写稿。因我与该报《艺林》有着特殊的关系与感情，于是就格外留意陈先生的信。

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大公报》刊洁清女史对某人词之跋，谓：“历来所传闺阁笔墨，或托名游戏，或捉刀代作者，盖往往然也。”说每有男子将其作品托名为女性之作，或代某女子作。这种事今世仍较多，太原诗人中，便曾有过两位。

响应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大公报》范长江、《新华日报》陆诒和《星光日报》赵家欣来了；国民党中央社特派员曹聚仁夫妇也来了。不远千里，盟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纷至沓来：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两博尔德·希带尔，还有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胡守愚。多国记者齐聚台儿庄。他们的报道，鼓舞了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士气，他们的人生轨迹也被战争所改变。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的实地采访文章，原题《饥饿的河南》。总编辑考虑到当时的新闻环境，改标题为《豫灾实录》，即使这样，《大公报》同样被停刊3天。复刊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停止对饥荒的报道，也正是《大公报》、《前锋报》等媒体的追踪报道，为1942年河南饥荒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由香港报业公会主办的“２００９年香港最佳新闻奖”２６日揭晓。香港《南华早报》、《星岛日报》、《明报》、《香港商报》、《大公报》等分获最佳独家新闻、最佳新闻报道、最佳经济新闻报道、最佳新闻写作（中文组）、最佳经济新闻写作（中文组）等奖项的冠军奖。

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

在“又一桩封口费”吸引各方眼球的同时，事件的真正源头却被忽略了：曲沃血站在人望村究竟如何采血，村民李建军的死亡与卖血有何关系，至今没有相关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