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俄乌冲突的解决对欧洲和世界都至关重要。指望美俄两国总统达成协议 ，仅在乌克兰某些地区停火，这行不通。 停火协议不是和平， 真正的和平不是这样。真正的和平必须是可持续的，是经得起岁月考验的。 让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找到一个对乌克兰行之有效的和平方案。让各国找到一种新的担保方式，以此终结这场战争，让我们开始重建信任与和平。

“中美间正在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没有消失迹象。未来的竞争将会集中在尖端科技领域。”米尔斯海默说，在国际体系中，强国的实力（capacities）可以预测，但强国的意图（intention）无法判断。 “全球秩序的新趋势是逆全球化，因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将国内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阎学通提到，各国“特朗普式”领导人越来越多，大国不再青睐自由秩序。美国是带头破坏自由秩序和全球化的典型。 “美苏竞争定义了20世纪。中美竞争将定义未来的21世纪。”米尔斯海默说，在大多数时候，我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理论是对现实和研究的简化，它不会一直正确。 “你强调权力平衡和大国的重要性，我更在意全球领导者对维护或破坏世界秩序的影响。”阎学通说，现在中美问题集中在，按照谁的计划、谁的想法、谁的议程来塑造全球秩序，怎么塑造全球秩序。

印度原联合国防参谋长、退役中将谢卡尔·辛哈认为，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提升、军事力量增强，世界力量平衡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进而带来了更多的大国竞争。“海上军事冲突的强度还会增加，并且将会继续”。 “我们（研究者）的工作就是预见‘不可预见’。现在，我们正在步入新的海洋秩序。为了防止无序，我们需要在无序中寻找秩序。”斯里兰卡原海军司令科隆巴杰说。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认为，要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机制，或者要预防跟管理两岸的海上军事危机，最根本也是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两岸必须有“政治共识”，“台湾方面应该重新再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尽管依然存在血与火的冲突，但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道德过。现代商业文明史无前例地将“义”和“利”无限拉近了。抛弃丛林法则，与其他大小国一道，共同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中国迈向受尊敬大国的必由之路。

当一些大国成为现有国际金融制度或格局的受益者或“人质”时，是否要改革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两难处境，特别地，如果急剧进行“体系变动”，例如出现多个货币中心，国际金融秩序会不会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