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笑称，这是一个“抛夫弃女”的决定。退休三年后，她决定以学生身份重启人生，找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感。 2019年，中国50岁以上的海外游学群体占比仅约3%。到2023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0%。 “银发学子”身上有着相似的特质：他们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或在体制内工作，或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退休后，有钱有闲的他们远赴海外课堂，重拾“为自己而活”的勇气。

不少人积极参与各种会议，更大与更真实的目的在于构建或扩大学术朋友圈，尽量认识一下行业大佬，力争要到大佬的联系方式。 大佬们驾到，但很多情况下，不少人讲的还是老掉牙的东西，不少人仅仅把之前在其他场合讲过的东西改头换面一下。 各类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及编委为何那么受欢迎？现行科研考核体制与机制下，刊发论文是最最重要的方面，如何发论文，尤其是如何快速发论文，作者们当然是与众期刊的主编、编辑及编委们攀上关系。

长期关注科技政策和体制改革的复旦大学教授朱春奎认为，重视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识在中国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叫它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年开始更多用‘未来产业’这个词”。 “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当前，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还面临着系统谋划不足、技术底座不牢等问题。

如果人员聘用实行市场化，医院可以在“老人”和新人中择优聘用。但在体制内，一旦获得医院编制，是很难被辞退的。除非有人退休，否则医院没有编制招聘新人。 高等教育膨胀难免导致学历通胀，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甚至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也不再稀缺，高学历者就业“下沉”将越来越普遍。现在是博士争抢有编制的体制内工作，将来，博士送外卖可能也不稀奇。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27日晚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以“厉股份”在中国经济史上留名，在当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中，他始终坚持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现将旧文重发，以示纪念。

近年的就业趋势中，考公进入体制内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求职诉求,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不少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创业。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这届大学生毕业之后路在何方。

近期将有一批像余黎宇这样的民企经理被任命为领导干部，“萧山区只不过是公示得早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既然公务员可以‘下海’，体制内也可以从‘海上’捞点人回来。”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最近十多年，我们的大学其实是以发展代替改革，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相对滞后，而这个方式可能很难持续下去，我们应该以改革求发展。

反观国际上的大学教育体制中，驻校作家和驻校艺术家已经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

主张全面推行通识教育，其目的是让学生建立完整的人格，促成人的自我觉醒。他们对台湾大学教育现状的不满和激烈的批判，让我感慨，两岸大学虽然管理体制不同，但文化同根同源，教育教学相似，存在的问题也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