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现实就是，大学老师只教学是不够的，必须得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要升教授，或者要保住目前的副教授，就得写论文、报课题。学校的考核制度与规定里，只看论文、只看课题，不看多少学生认可你。

2026年9月25日，音乐人刘欢去世，终年63岁。 人们想到刘欢，往往是一个扎马尾、着黑T、嘴角微扬的自信歌者形象。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流行音乐从萌芽走向成熟，从文工团、青歌赛时期，到唱片工业、流媒体时代，他的音乐生涯横跨几个周期，成为不可忽视的厚重之声。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的悼文中，称刘欢为“杰出的音乐创作人、制作人、歌唱家、音乐教育家”。乐评人金兆钧形容，刘欢的一生是“复调人生”，多个声部和谐地交织在他40年的音乐旅途当中。 他的作品有如“时代的K线图”，穿越数十载岁月，连接起原本或不相通的人群。刘欢去世后，人们重温那些熟悉的歌曲、演出，翻出他的受访视频，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他还是一名大学老师，扶持过数十位音乐新人，拼凑出更鲜活的音乐人的多重面向：原来，在一把好嗓之外，他还兼具格局、学识与一腔赤诚。 刘欢相信：多提供一些美、帮助人，可以让那些微弱而有质感的声音被听见。缅怀刘欢，既是对过去的回望和追思，亦是渴望纯真与美好的一次集体迸发。他的作品、教学和为人既为至少三代人留下宝贵的记忆，也成为我们看待艺术和人之修养的参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 这是朱雨玲对退役之后状态的剖白。2021年，因疾病被迫离开国家队时，这位敏感、习惯向内自省的世界冠军，不得不直面灵魂拷问：放下球拍，我还剩下什么？ 从5岁开始打球，到15岁进入国家二队，再到登顶世界第一——朱雨玲的前半程，是一条标准的“金字塔尖”之路。塔尖之上，目标明确，价值清晰。但当疾病将她推出那堵围墙，她才发现，墙外的世界没有倒计时器，没有排名，也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读书、任教、重新拿起球拍，在运动员、博士生、大学老师三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重回国际赛场后，奥运金牌、大满贯早已不再是她的执念。 这不是一个“王者归来”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人拆去外界与内心之间的重重高墙，挣脱单一胜负评价，在更辽阔的人生坐标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和定义自我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现在的大学老师同样焦虑，但更多焦虑的却是能不能发表文章，能不能拿到课题，能不能搞到各种经费，虽然一样是焦虑，可焦虑的重点却有了很大的差别。

面对大学招生季各种鱼龙混杂的过度宣传，广大家长及考生要擦亮眼睛，不可轻信，不可盲从，填报志愿，还是要从长计议，从孩子的兴趣与爱好、个人的发展与规划、城市、学校、专业等方面进行多方咨询、多方考证，综合全盘考量。

他们习惯了高中那套清晰的“做题—考试”路径，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因为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到了大学以后，面对突然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干什么。

眼下，相较于“双一流”高校，采取教师“坐班制”的更多是民办高校、专科院校与“双非”院校。

“水课”不单纯是老师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学生的问题，它是学生、老师及一系列体制与机制共同作用与建构出来的产物。

学生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了，某种意义上，代表学生作为一件“产品”，正式取得了“产品合格证”，但这是否真的就代表“合格”了呢？我看未必。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我们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包括但不限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主动欺负别人，这种欺负不仅包含肢体上的，亦包括言语上的，正所谓“祸从口出”；如被人欺负，第一次应该对欺凌者进行认真与严肃警告，并清清楚楚和明明白白地向对方表达你的不满情绪，“你的行为让我很不舒服，我非常不喜欢，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对我，不然下一次，我会对你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