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转低”认为是“学业失败”，其实阻碍了学生的转学选择。近年来，由于难以转学，就是“高转低”也阻力很大，有的学生只有选择从大学退学，再复读参加高考。 由于没有畅通的转学制度，这也让中国高校很难从严要求学生。如果大学让学生退学也被质疑是对学生的未来不负责，剥夺学生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

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允许转学的学生范围经历了先宽松后限制再放宽的过程。“从这些修订过程来看，大家还是希望有转校机制来修补高考的制度、大学的招生制度。” 修订在2017年通过并沿用至今，要求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从政策层面上堵死了“由低转高”的渠道。 “转学难”虽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规化开展高校公开招考式转学尝试。2020年，上海被允许转学的插班生达257名，2019年是264名。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

2015年1月23日，湖南大学微博发布调查结果，承认在2014年接收17名外校研究生转校就读事件中把关不严，并撤销17人的转学决定。同时，决定启动相关责任追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