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家庭中家长为养家糊口，无暇照料孩子的，不在少数。居委会、妇联、社区应及时介入，提供看护福利，并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与照顾。这起事件中，女童母亲也应及时行动起来，对女童进行相应的规训与社会化教育，及早规制其身上的骄娇二气，让女童养成更为健全的人格，这也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教育的题中之义。

近日，最高法披露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16岁女生吴某因未考上985大学被父亲家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家长的名校焦虑不难理解，可脱离实际盲目复读，更容易挫伤孩子对未来的信心。 除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当地公安、妇联、居委会等机构也可以代为提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保护无须依托于家暴诉讼。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者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但谢女士及其律师并不认可。“因为他真的不是在家暴我或故意伤害我，他真的是要杀我。” 成都市妇联表示，关于谢女士的家暴案件，其属地的武侯区妇联已和公安机关协同在持续跟进，“我们会依法维护她的合法权益”。

2016年，央视记者搜集了一百部校园暴力视频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百部视频中，校园暴力的当事人主要是女性，遭遇暴力伤害的受害者中，男学生占14%，女学生占85%。而在施暴者当中，女性施暴者占82%左右，男性施暴者占18%。” 注意，上述比例当然不能等同于校园内男女实际施暴及受暴比例。目前，也没有这样的统计。就物理霸凌而言，男女或差别不大，有男女家暴数据为旁证。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22.9%的女性与19.9%的男性遭受过家暴，男性仅比女性低3个百分点。

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你再处罚家长，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 为何教育令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的案件中？ 储朝晖指出，筹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更应该从中小学、妇联、社区等方面发力。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二审稿中还增加了对强制报告的可操作性规定：妇联应当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性骚扰”一词被纳入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在2005年，但当时并未对性骚扰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作出界定。这次修订中，针对实践中性骚扰认定难的问题，修订草案一一列举了性骚扰的表现形式。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曾遭受家暴，男性遭受家暴的比例只比女性稍低而已。但男性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比例很低。北京房山法院的统计显示，其受理的申请中，申请人为男性的只占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