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中间人”首先做的也不是讨论彩礼该不该退，而是先尝试修复两人的关系，看是否还有继续结婚的可能。 当地中院曾向基层法院提供过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意见，即案件进入立案庭后，通常按“先砍一半”的基准处理，再根据双方过错等因素上下浮动。

因为人多，工作人员把红纸裁成小块，在上面写好序号。男生和家长拿着号码，排队登记信息。场面一度有点像在挂号看医生，每个家长都希望这位红娘能替自家孩子把婚事“看”好。 九成以上的女生找对象时，更倾向于找家里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因为这事关家庭财产的争夺。

两年间，这三桩婚事的间隙，李姗始终维持寻找婚恋对象的状态，其间还夹杂着至少三场寻觅愿意掏彩礼男子的“恋爱”。 “都是她自己要嫁的，我们没想卖女儿。拿一孩子整（骗婚）这事，我们不嫌丢人？” “我爸妈是主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串通起来的。” 在李姗看来，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版本。从韩跃咏家逃跑的那一刻，她也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

如果不是跟全村“兜钱”，阿根日轨的父亲就凑不齐36.8万元彩礼。按照彝族古谚，为儿娶妻是父母一生中最大的责任。 婚事订得仓促，冉英英发现与阿根日轨合不来。“我们说了很多次让她回去，都拿了人家彩礼了，不回去怎么弄啊？” 双方约定，等冉英英再次嫁出去，收到新彩礼后，退还阿根家的彩礼。“不把这个事情办好，后面可能会出事。” “衣服拿不来就扣10万。”谁也说不清楚，冉拉发是深信女儿的衣服留在阿根家会被用于施咒，还是为暂不还彩礼找的理由。

房子第二层楼已然坍塌，谁也不敢进屋取衣物。那晚母亲一直哭嚷着，要进屋拿儿子结婚时用的钱物，包括彩礼在内的三十多万元，被父亲拦了下来。 孔德明没有心情结婚，他生出了取消婚事的念头。“我想等我妈睁开眼睛，但是没等到。”最后还是父亲发了话，哥哥也态度坚决，“不管怎样，这婚必须结，越早越好”。 为操办这桩婚事，马万录借来14间板房，从早到晚摆了七十多桌宴席。“亲戚朋友们主动把这两边板房都腾出来了，他们自己再找地方待。” 撒力海和伴郎登上大门顶台等候新娘。站在高处，他的视野里尽是大片房屋垮塌后裸露的残砖烂瓦，左边是自家被拆除的二层楼。

在相互理解体谅的温情之下，镜头放偏了、画面太暗了、语音延时听不清等“小瑕疵”，都没给特殊的线上会面带来影响，双方父母就在“云端”首肯了这门婚事。 （本文首发于2022年2月10日《南方周末》）

2021年4月，民政部公布15个全国首批婚俗改革实验区名单，实验时间为期三年，后续还将公布一批。这场婚俗改革遍及全国，“有了‘国家队’，还需要‘省队’。” 宝鸡市金台区的经验在于整治天价彩礼和婚事简办。大槐树村成立了村民自治的红白理事会，派有威望的村民入户“游说”。姜花结婚时彩礼降至6万元，便是红白理事会和她母亲商谈近6小时的结果。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上级规定领导干部家的婚事不让大操大办，可是有的却在一个饭店搞一两个大厅，再设若干个小包间；有的搞化整为零，城市和老家农村分别举办，一个城市分批举办；有的不设收礼的账桌账本，改为收取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