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眼缘垄断造成了一种失衡。男性中的“优胜者”被过度追捧，心态开始飘；女性则看不上普通的男性，又不甘心降低标准。 “无论你怎么选，最后都是错的。择偶就是要把错的决定变成正确的。”

在律师赵晗看来，这两年频出的婚介服务乱象，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拉皮条”或“虚假宣传”，演变成了一条高度成熟、极其狡猾的灰色产业链。 合同模板一模一样，违约金精准卡在30%，口头承诺从不写进纸面……“这不是巧合，他们背后有懂法的人或者法务团队在规避风险。”

“花16万，就能嫁给深圳有房有车的人”“这笔钱最终都会由男方买单”“交80万，相亲对象档次高”“我把你当妹妹，一定给你好好把关”“女朋友问你要很贵的包怎么办”“你可以免费见女嘉宾”……单身男女们抱着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走进门店，迎接他们的是长达数小时的话术轰炸、戳中痛点的情绪操控、明码标价的套餐陷阱、物化女性的价值灌输、虚假的会员资料、货不对板的相亲对象、退费无门的困境。 近十年来，婚介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持续增长，投诉量和婚介类合同纠纷案件同步增加。当代人的婚恋焦虑，在一些天价合同里被无限放大和收割。

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年轻人渴求的不仅是职业发展问题的解决，还有安居、婚恋、生育、医疗、通勤等方方面面的“减负降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不管是县城还是乡村，有年轻人在的地方就有奋斗、有追求，他们需要“建设自己”，也需要政策和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建设自己”。

“我发现那个时候，不论男女作家，他们笔下很多小说里的女主角都会死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