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年轻人渴求的不仅是职业发展问题的解决，还有安居、婚恋、生育、医疗、通勤等方方面面的“减负降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不管是县城还是乡村，有年轻人在的地方就有奋斗、有追求，他们需要“建设自己”，也需要政策和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建设自己”。

“我发现那个时候，不论男女作家，他们笔下很多小说里的女主角都会死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渴望结婚而未婚的青年，理直气壮地“等、靠、要”让人沮丧。自己的婚恋大事，自己才是第一且唯一的责任人。

在管理学上，“奖勤罚懒”是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逻辑。员工生育与否、婚恋是不是办桌或是否收彩礼，本身并非企业应该管的事情。但从长远看会型塑企业的价值观，影响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许多爆火的微短剧里总能发现性别对立、代际矛盾、阶层差异的影子，夸张的情节以“爽甜虐”“美强惨”快速拟态“成功与爱情”，本身也是不正当男女关系、非主流婚恋观、一夜暴富、天降横财，部分微短剧里荒诞的剧情确有冲击婚姻家庭价值观与劳动价值观的力量，甚至于其鼓吹宣扬的价值观本身都涉嫌违法犯罪，予以适当规正是必要的。

不如在脱口秀剧场找对象。

两年间，这三桩婚事的间隙，李姗始终维持寻找婚恋对象的状态，其间还夹杂着至少三场寻觅愿意掏彩礼男子的“恋爱”。 “都是她自己要嫁的，我们没想卖女儿。拿一孩子整（骗婚）这事，我们不嫌丢人？” “我爸妈是主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串通起来的。” 在李姗看来，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版本。从韩跃咏家逃跑的那一刻，她也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