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卖用于打孩子的物品，即使页面表述再温情，用什么“听妈妈话”“童年回忆”“情绪价值”之类的话术来包装，也难逃鼓励家暴的嫌疑。

被害子女的母亲黄玉飞（化名）回忆，出事的时候，曾先后三次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直到第三次才出警，以至于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警方在行政复议中答复，案发前，黄玉飞在报警中陈述自己被刘某杰捆绑、用农药威胁，属于家暴范畴，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保护。 “可能是当成家庭纠纷处理了。”律师刘海分析。

这个案子最后这样判，它在涉家暴案件中应该也会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典型的案例，会对未来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需要公权力机关突破“家暴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选择报警，可见受害者在其中会有多少纠结。 在近两年，不少家庭暴力案件都是罪轻化处理。公众担心“家庭”这把保护伞会弱化对这类恶性案件的处理。

家暴和精神虐待，不仅仅是男对女，同样包括女对男。男对女的家暴可能更多表现为身体伤害，而女对男的家暴可能更多表现为精神伤害和情感勒索，当然亦有可能兼而有之。

此前的司法困境是同居暴力难以适用虐待罪，受害人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追责，但故意伤害罪要求达到轻伤以上。 无论是离异同居，还是婚外非法同居，只要发生暴力行为，都可以参照适用反家暴法中的措施进行干预。 最高法明确，自残威胁也属于精神暴力。以死相逼是为了让对方内疚，以便继续控制对方。

并非所有婚前同居者都会被认定为“家庭成员”。不论是牟林翰案还是马某某案，案例介绍中都提到双方有谈婚论嫁的准备。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国何：按照民法典，完成结婚登记才算是确立婚姻关系。 而刑法认定重婚罪的一般情形，是某人结婚后，又和另一人以以夫妻名义同居，形成事实婚姻。 ​反家庭暴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已超出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如果刑法对虐待罪犯罪主体的解释不作出更新，就会出现对受害者保护不足。

近5年来，有五百余名家暴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占比从2021年的90%以上降至2025年的不到60%，虐待罪、遗弃罪等罪名占比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