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副教授夏柱智课题组的调研显示，农村青少年群体是手机成瘾问题的重灾区，尤其对留守儿童而言，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地步。 《南方人物周刊》与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数据显示，城市家长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控更严格，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更轻。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上，短视频、手游为留守儿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同时也让现实里的道路变得更黯淡。一位从业43年的乡村教师感叹，“手机毁了一代农村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也困惑，手机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智能产品之一，对封闭的缺乏引导的乡村孩子而言，究竟该如何与之相处？

其实在“校园霸凌”中，女生霸凌者是不可忽略的群体。这就启示我们，学校、家长与社区在进行反霸凌教育时，应该对男女一视同仁，既要教导他们不能霸凌别人，也要教导他们受到霸凌后如何救助，必须摆脱霸凌者为男性的刻板印象。

大学历来被视为是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地方，这才有了包括恋爱自由在内的业余生活自由……倘若学生想和同伴出个校门逛个街、看个电影，都要和家长、管理者报备，这种锻造人格的自由空间就被学校拆除了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不少媒体均报道过“健身房里的初中生”。他们的家长花钱让他们去健身房，用昂贵的学费（每小时几百元）延请私教给他们一对一辅导，就是为了让孩子争取尽可能高的体育中考分数。这种竞争，某种程度上比文化课上的竞争更残酷，因为小时单价要比文化课课外培训贵多了，家境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小地方的学子没有这个财力或条件与家境好的孩子比拼请私教；他们如果上不起或没有条件上文化课课外培训，买几本课外辅导书花不了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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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连在心理上都已经承认“潜规则”的适用性，那么作为“明规则”的法律在执行上势必更为窒碍难行：既然家长与校方都心安理得地执行“潜规则”，“明规则”就只有被束之高阁的份了。

人这一辈子，书本知识只是识见的一部分，课本只是书本知识极小的一部分。“纸上得来终觉浅”，大自然、社会化生存环境，是一个人更该投身其中领悟人生价值的地方。过于强调书本知识乃至课本，让孩子被迫跟着大人的指挥棒唯以“刷题”为乐，使得其失去了和同龄人、外界交流的机会，青春变得暗淡无趣，不仅是一种残忍，更是一种“恶”。

“我们在生命教育方面，是需要补课的一代家长，但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也需要补课。” “一些地区将政策投入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 “‘35岁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不仅侵犯了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劳动者只能趁年轻赚快钱。”

当成年后的孩子走出家门，去往远方时，家庭所带给他们的“脐带”就应该切断了。他们应该自己学会处世，自己学会照顾自己，自己学会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家长对他们的牵挂，是人之常情，但应该克制，而不是泛滥，以至于自作聪明、徒增笑料。

意识到沉迷手机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1年，上网课半年到一年，很多学生已经不适应回到学校的线下学习了。有些班主任反映，厌学比例急剧增加。 看短视频和玩游戏是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67.3%的家长认为自家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其中21.3%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事态已十分严重。 在湖北省阳新县一所初中，2020年秋季开学之后，学校聘请军校出来的学生、退伍军人组成“教官团队”，参与手机管理工作。这种管理方式大约每年50万元，生均100元。 互联网是社会里能够填平城乡鸿沟、阶层鸿沟的产品，我们要把优质的学习资料输送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但如何发挥放大手机的正面效应，迄今为止我没看到成功的。

年龄分布上，以60后和70后为主。其中仅有一名80后校长，就是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 家长重视程度不够，而那时中小学普遍缺乏专职的心理教师。窦延丽深知，学生的这些心理问题需要用专业的知识解决，“光说教不行”。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显示，202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1199.2万，过去十年减幅达到47.20%。

恢复通关前夕的调查显示，三年网课生活对跨境学童影响深远，家长普遍担忧子女学习进度落后（71%）及社交能力不足（54%）。 返校日被徐子聪称作“网友奔现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家校园。过去三年他一直在家上网课，体重从七十几斤变成将近110斤，眼睛也近视了。 凤一小学校长朱伟林成了微信群里的“活跃分子”，“有时候在校园里看到很漂亮的黄昏，我也拍照分享，希望跨境生能对学校保持亲切感。” 一些香港学校在深圳租了房间，让跨境生们集中穿校服上网课，“仪式感很重要”。各科老师拍视频，就像游戏中的NPC，与学生隔空对话。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杭州不是取消综合素质评价，而是把综合素质评价从录取时的关键变量，变成前置及格条件，即没有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则没有资格参加后续招生录取。 最近十年来，教育相关部门不断缩减各种加分项目，截至目前绝大部分都废止了，仅剩军烈属等极少项目。 综合素质评价往往需要很多“防伪”手段：参加了某某活动，那就必须上传照片、视频，甚至第三方出具证明。同时，我们知道一些家长有很强大的能力，于是就把这些评价日常化、过程化，以尽量增加作假难度。

昔日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其实足以回答这位浙江家长的疑虑：“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也就是说，你限制孩子读书，又不让他接触现实社会，那么“无菌环境”里出来的孩子，恐怕更难成材。与其禁读《水浒》，不如“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

一些孩子在读书方面能力有限，不喜读书，但依然被父母要求上高中、考大学，在家长的眼里，这几乎是农村孩子“出人头地”的唯一通道。殊不知，这条路实则违背了这部分孩子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这样的境况，无疑对提高乡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乡村职业培训与高职高专教育的水平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和迫切要求。 年轻人不应只顾赚钱，回家就做甩手掌柜，而应该主动学习各种家乡习俗，深谙诸家事的操办过程与套路，逐步从老人那里承接起当家作主的话事权，这是家庭责任与义务传承的过程。

期末成绩报告单字数不多，里面学生、家长与老师的寥寥数语，清晰展现了一个学生的学习优点与个人特点，凸显了学生的希望、家长的盼望与老师的期望。 

诸如“家长抗议影视作品”“家长抗议游戏”的新闻事件，近年来在国内屡有上演，核心逻辑无非是，这些文化产品容易让孩子沉迷、不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简直有害无益，隐藏的观点则是“应该管管了”，说白了就是希冀公权力出手限制乃至封杀它们 （本文首发于2023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身高崇拜成为主流趋势，“恐矮心理”相应出现，为了能够再长高一点，无数人愿意献祭金钱，掏出时间，做百般尝试，焦虑催生内卷，内卷带来暴利。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身高羞耻”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