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间，他们曾动员上百位代表委员向全国两会与相关部委递交建议提案，试图推动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每一个尘肺病农民工的权利。但在2023年换届后，相熟的代表委员纷纷卸任，遗留的难题是：今年两会，谁来为尘肺病农民工发声？为找到愿意为此事发声的代表委员，他们最后决定，在这场会议召开前10天，公开发文“寻人”。

蔡伟娟的年龄，在寻人启事中增长着。起初是21岁，今年被更新为37岁。蔡瑞兴则从壮年渐渐步入老年。 在庄剑平看来，失踪案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特定环境产生了很多特定的案子。当时那种背景、环境、科技，包括技术支持，我们没有办法。” 更多家庭在沉默中等待一个获得帮助的契机。在2020年，他们似乎等到了一个节点——7月，“杭州来女士案”上了热搜，多名失踪者家属接连发声。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

媒体找人和实名制寻人是同步进行的，但实名制寻人需要很多手续——卫生部门并不掌握乘客信息，需将要求报送给省疾控中心，后者联系省联控联防机制单位，由他们负责寻找，最后再把相关信息反馈回地方。 对于“密切接触者”，内部规范文件只要求寻找患者同排以及前后两排的乘客，但为将传染风险降至最低，有地区将范围扩大至整节车厢，甚至整个车次或航班。 各地对确诊患者的信息公开程度也不一样。“总体来说，个人信息及工作单位不宜太具体，更不能列出人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

帕斯捷尔纳克说，火车站是记忆最忠实的保险柜。如果被拆除了，是一具安放好了的棺材。

丈夫寻找妻子，妻子寻找丈夫，母亲寻找儿子，儿子寻找母亲，姑姑寻找侄子，舅舅寻找外甥……几乎囊括了世间所有可能的亲情关系。我知道，每张寻人启事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备受煎熬的家庭。

12时11分，时间已过去半天。我的手机上，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号码，响一声就断了。回电过去，对方说：“我在那架飞机上。我看到了你的博客。”我才把寻人启事发在博客上，不到3小时，我想要找的人就找到了我。现代传播手段的有效快捷，真是不得不令人惊讶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