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男方没有直系亲属积极介入的话，如果苏享茂仍然在世但不积极争取的话，此案要么根本不成案，要么就像近日的“燕某萍与盛某宝离婚案”一样吃上哑巴亏。本案中堪称幸运的是，苏享茂的身后还有至亲兄姐为之伸张正义，这展现了家族作为小共同体的保护与互助职能。兄姐二人的持之以恒不仅是在追回原本属于苏家的巨额财产，也是告慰含冤而死的弟弟。

在中国的东南数省，以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地区，有更发达的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资源，抱团创业，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这些地区反而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有众多的家族企业、乡党小共同体的融资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开拓发展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个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发达的“自由市场”，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爱有差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就是爱有差等的产物。讲究爱有差等，不是说要冷酷的自私，拒绝对陌生人有恻隐之心。恰恰相反，正因为爱有差等保护了人们最关心、最重视的人，以及相应权利，以及一层层有序的边界感，才能培养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君子，才能将在小共同体内养成的美好品德，一层层向外拓展、流溢给陌生人，共同构成文明社会的温度。

领主对于税赋与劳役的使用量，受到严格古老习惯与契约的约束。

价值观当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分际在于是否正义公道，尊重自然权利、自然法，是否有利于家庭、小共同体、社会与文明的绵延。在某个阶段，偏颇乖僻、摧毁社会共识、破坏文明根基的价值观可能盛行，甚至还可以用来挣钱、挣大钱，但这绝不是正当的生意，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也是有害于社会的。

从早期原始的社神土地信仰，到近世的地方城隍信仰，其脉络都是地方人群以及共同体与土地神祇之间的一种信仰联系。但其中的演变也颇为明显，从早期巫术色彩浓郁且有肃杀之风的社神信仰，演化到崇尚有功之人为土地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儒家文化土地神官祀信仰，再演化到近世那些伴随着商业繁荣形成集镇背景下的众多城隍，其含义与精神色彩变化甚多。但也有一以贯之的元素，那就是社神和土地也好，城隍也好，他们都是凝聚和保护一个区域内人群与共同体的神祇与象征。而在历史上为人们作出贡献的人物，死后也往往受到尊敬，最终成为农神或城隍，继续守护着一个个地方、社区小共同体，保护农业或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私有产权其实并不是杨朱那种原子个体理解的“私”。在私有产权社会，在家庭内部，实行的其实还是各种形式的财产共有。西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保留了家族财产的完整，虽然次子只能领取兄长提供的年金，或甚至没有财产只能外出闯天下。但家族的财产，也并不是长子这个原子个体的“私有”，而是在祖先、后代这个血脉共同体之间的代管人，因此财产仍然是属于共同体的。 儒者通过建立“范氏义庄”一类的家族共同财产信托，以及华南地区常见的“族田”“祭田”“学田”之类，保有多种形式的小共同体共有财产。 从历史发生学与进化的角度看，稳定对偶家庭、（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的产生与婚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正是孕育出文明社会的两大基石。

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30日《南方周末》）

在此背景下，孟子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西周的“井田”，其实就是要保留“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自治小共同体，人性善的学说，恰恰与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相匹配。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庙祭是一个维系若干死者作为小共同体的结构，体现的是死者死后呈现为家族共同体，无论一个君主或贵族再了不起，他的权力来源和成就也归属于这个死者与生者的共同体。凭借这个共同体的网络结构和历史惯性，个体的权力受到习惯的制约。而墓祭则主要是面对死者这一个具体的个体，是脱离了家族共同体和习惯约束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