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导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它经常被当成一个校园里的道德纠纷来处理。在“师生关系”这层光晕的掩盖下，受害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忍无可忍后绕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拿着身份证拍实名举报视频，搞个大新闻。

今天，翻看上世纪40年代那些内迁大学师生留下的照片，会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原本，以为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弹尽粮绝之时，神情应该是痛苦的、焦虑的、麻木的；但是，在大多数照片上，他们的笑容都真实而生动，有一种令人意外的从容。 这从容，我想，它最直接的原因，乃是从骨子里相信未来，并愿意为未来而抗争。

心理咨询行业的伦理守则对来访者与咨询师都相当脆弱，任何一方都很容易逾越伦理的界限，不成比例地侵犯对方的权益：咨询师单向的性侵，来访者单向的钟情妄想，双方双向的性移情与情感关系，等等。且不说“谁负责”本身就难以认定，事后也会存在“追责难”的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本应只是银货两讫的民事交易关系，却呈现出比师生关系更显复杂的样态。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4月18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涌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大规模抓捕参加反以色列抗议集会的学生，引发空前震动。一场美国高校师生的反战抗议潮，也开始逐步蔓延至全美其他大学校园。

事实上，国内也存在过旨在“信息公开”的“导师点评”网站，比如“研控网”“导师评价网”，但这些网站信息多是民间自发上传，没有类似“信息披露”的制度，也缺少可长可久的机制。有鉴于此，不妨参考吕震宙的做法，考虑由高校或是第三方机构建立一种旨在“信息披露”“信息公开”的机制，强制高校硕博导师披露一些攸关学生利益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师生之间的信息差，改善各方的境遇。

此次教师殴打学生的事件并不是一个涉事教师行为败坏的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当下中小学教学管理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教育部门应从制度建设上多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入职资格审查、防止涉事教师这样不适格的人进入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严格执行与完善惩戒规则，改变师生之间“上下位关系”的文化，还给孩子一片健康成长的开阔天地。

这种“师生恋”“师生不伦关系”不仅极易扭曲变质为老师对学生单方面的“性剥削”“性侵害”，也极易衍生出在教学、评优、推免等事项上的利益输送，过早地将成人世界的污泥浊水灌入中小学校园

刘毅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后，学院院媒曾刊发对他的专访。文章中，刘毅称黄飞若为“恩师”，遇到他是“人生大幸”，称赞黄在科研上为他指点迷津，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 在举报的前一个月，他们组会照常开，实验室的氛围与此前无异。“我们白天正常工作，等到晚上没人时熬夜准备。” 因此，黄飞若及两位博士后对于他们的举报计划毫无察觉。 王亮回忆，在刘毅和李青刚进实验室时，黄飞若就找杂志社为他们约稿，实验室的博士师兄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因为他俩是老师更看重的人，老师对他们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