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6日，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在上海奉贤区举办。南方周末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此次集采有41种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8%，预计每年可节约药费182亿元。

课题组调研显示，中国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价格整体偏高，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其原因包括现有筹资模式单一、招标采购模式有待改善、疫苗厂商营销费用高等。 “为解决新冠疫苗的筹资问题，国家使用医保基金为疫苗接种支付了大量费用，探索了医保和财政共同筹资的模式”，这为未来国家免疫规划扩容能否使用医保基金作为筹资渠道提供了经验借鉴。此外，中国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领域的成功实践，能否迁移到非免疫规划疫苗上来也为各界关注。

为支付回扣，医药代表需准确了解药品使用情况。医药代表李牧一般会以3%的回扣比例贿赂医院信息科人员，来获得每月的统方信息。他不信任医生自己统计的处方量，“让他们自己统计的话，会多出20%”。 判决书显示，与门诊医生相比，医院正副院长、负责采购工作的药械科主任是被重点围猎的目标。海军军医大学法学教研室主任徐青松表示，目前针对医疗回扣的立法工作已经足够，关键是应当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同时注意防范和杜绝个别地区卫生系统内部的“部门保护主义”行为。 集采常态化后，医药代表赖以为生的带金销售已走到尽头。医院内的回扣规则也在瓦解。 （本文首发于2022年2月24日《南方周末》）

相较于此前牵头药品谈判的原卫计委和人社部，医保局既有“财权”又有“事权”，“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做（降价）这件事”。 2018年医保局一经落地，就使用了“降价”和“控费”两大武器来控制医保资金的消耗。“降价”就是指药品的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截止到2020年12月底，医保局已完成三轮医保谈判。 即便谈判成功，药品是否能够顺利被医院采购、进入患者手里，仍有“最后一公里”要走。 （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14日《南方周末》）

2018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为1.78万亿元，仅冠脉支架就占医保总支出的2%。 从这次国内外厂商不约而同给的降价幅度来看，厂家砍掉的90%价格来自于流通和市场推广环节。 “中标也是利空。”彭立苦笑，带量采购以后，企业不需要代理商，这价格也就直销能勉强度日。他的好几个代理商朋友都不打算干了。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

除了“回头客”，今年的进博会还吸引了辉瑞、默沙东、礼来、勃林格殷格翰等“一年级生”，尤其是美资企业的加入。外资药企积极参展，背后也隐藏着不言自明的“小心思”——期待产品在进博会上一展成名，从而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儿科医生出身的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亲自当起了“采购员”和“推销员”，11月6日，他率领海南省卫健委、省药监局、先行区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巡馆，与国际药械厂商洽谈合作采购事宜。 带量采购政策落地后，跨国药企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进一步萎缩，必须为过期原研药找到新的市场，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走基层”成为选择。基层市场之外，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开始抓住互联网时代下的新机遇。

印度药企主要关心两点：一是要加快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速度，希望已经通过欧美审批上市的仿制药能走快审通道；二是希望参加国家医保谈判，把印度药品纳入国家带量采购范畴。

“对比药品领域，耗材销售的水分更大。一般大型公立医院，一个品种有三个厂商的产品，类似骨科等耗材使用更多的科室，供货厂商一般达七八家，而价格含水分也成为常态。”华南某公立医院医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