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也闻有国（邦）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很多人理解此处，都误以为孔子希望搞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搞“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孔子的这句话，前提就是对“有国（邦）有家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针对的是诸侯与世卿贵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诸侯和世卿贵族而言，最重要的是均衡的政治关系：既不能是君权扩张，压倒世卿，也不能是世卿扩张，架空诸侯。诸侯、世卿之间的均衡关系，就是孔子主张的“均”。至于“寡”和“贫”，也都是针对诸侯、世卿关系来说的，意思是就算资源少，但只要安定就好，比杀来杀去，破坏了封建时代的不成文游戏规则强。

爱管事的大爷大妈饭后和街坊闲聊，话多的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侃大山，多有“政府应该如何如何”，“法律就应该规定怎样怎样”的“街头政见”。用来了解大众好恶可以，把这种腔调和取向搬进法律，未免儿戏。

"早期，崔健和乐队成员采取那时候摇滚圈通用的“平分收益”的方法，可现实是，主唱是乐队灵魂，乐手并非不可取代。中国摇滚的平均主义难以为继时，崔健率先提出了“雇佣制”的方法，而问题也随之暴露。"

在近30年时间里，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与中国改革相伴相生。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入手的。从那时起，收入分配一直就是热点问题，但不同时期焦点也不同。

当时邓小平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用了三个排除法：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次，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第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要不得，福利主义要不得，老跟别人比要不得，绝对的观点要不得，静止的观点要不得，这些都是注定的，但现在还用得着这种教育吗？

当时邓小平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用了三个排除法：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次，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第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