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器官与骨头》的前后七八年间，张培力的三位亲人和好友耿建翌相继离世，生与死这个抽象的问题在他面前突然变得特别具体。他想趁自己还活着，看到自己的内脏和骨头，触摸到它们的形状，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 “我只能遵从我自己的直觉，我现在画不出来，我不知道该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是很希望老耿的这样一个展览，能够唤醒中国艺术界，特别是批评界和学界，做一些思考和反省，为什么像耿建翌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会被忽略掉？”张培力说，老耿在世时性格通透，从不觉得自己重要。很多艺术家是“三分靠做，七分靠说”，但老耿恰恰倒过来，七分做，三分说，“甚至可能连三分都没有，对于‘做’以外的事情，老耿真的是太节省了。这些年来，老耿的工作是被大大低估的，不论放在中国，还是放在全世界，他都是一个被极大低估的艺术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当疫情从一种突发状况转变为长期延续，人类对自身处境有了新的理解。张培力将自己身体内部的变化和精神世界的不安坦陈给观众，以日常之物介入艺术对历史的回应，揭示出我们习以为常的稳定背后隐藏着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