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慢慢渗进来的，像水渍在宣纸上晕开，你只能等它干透再添一层。坦培拉（绘画技法）的每一层都是时间的刻度——喜悦和悲伤都被研磨成粉，兑上乳液，一遍遍敷上去。最后呈现的并非某一段具体的往事，而是所有往事化合之后留下的温润。静静地去感受，让万物穿身而过，留下的痕迹便成了经验和智慧。” “难过来了我就体会难过，恐惧来了就体会恐惧，当你不把这些东西全都握在手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自由起来。”

我们擅长考察导演的思绪，却很少留意编剧的忧愁，辨析他的内部世界和影片之文化品格的关系，似乎这一切不值得考证似的。 李天济和费穆仅在1948年见过三面，是谦谦君子的相交，李在1980年代回忆往事时更多的是感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李天济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一种不甘，一种属于编剧的不甘——虽然费穆没有那样署名，但研究者、写史者或者那些赋权者内心有一个A Film by的概念，为了言说和造神的方便，将青眼仅投向导演一人。

作为一直坚守讲台的语文教师，我始终信奉“我手写我心”，倡导作文书写真情实感。《我和我的“语文”》一文，回归本心，以一个语文老师的身份，讲自己学语文，教语文的往事，直接选择了“语文”这个词语，讲述它如何贯穿我的人生、塑造我的认知，见证时代变迁，也记录我的一些旧事。

这部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刑侦题材文学的一个敏感区域——如何看待警察与犯人之间的关系。 近年有不少影视作品对警囚关系进行了表现。这些影视作品，突破了警察与犯人之间关系的模式化叙事与扁平化刻画，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警察有血有肉的形象。

这固然是对女性的友善态度，但女性只能作为被伤害、被拯救的客体存在，她的悲剧成为男性成长的养分，后者则完全不一样，伤痛往事构成了女性自我成长的契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晚清官场、文人间习以籍贯相称，如李合肥指李鸿章，翁常熟指翁同龢，张之洞被称作张南皮。但是，细究张之洞的人生轨迹，竟始自世人印象中闭塞落后的贵州——确切地说，是今天的安龙。 张之洞父亲张锳毕生游宦贵州。在安龙为官时，每至午夜，两个差役走出知府衙门，遇亮灯诵读人家，驻足高唱：“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加完油，补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这般“加油”，张锳至少“自费”坚持十载。如今响彻中国的“加油”一词，便由此而来。

家族离散海外，他成了被留在原点的那个坐标。等待，成了他生命后半程的主题。 “我没有成功地把他们聚在一起，也没有人比以前更快乐。”

吐曼河全长只有七十多公里，流经喀什市区的才10公里出头，却比更长更宽的喀什噶尔河重要得多。这个关系，类似于老上海跟黄浦江、长江。喀什，两千年的激越往事，就沉淀在吐曼河两岸的台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