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歌的《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书名中的“戈迪乌斯绳结”是一个细节待考证的历史故事。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在神庙看到了戈迪乌斯绳结。曾有无数智者或勇士尝试解开此结，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到来，他一剑把绳结劈开。 在《戈迪乌斯绳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六位思想者如何拒绝一剑劈开绳结的诱惑，直面日本战后的复杂处境和问题。“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去世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中东地区又起烽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但又是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倒退所击退，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

当我在上海的阴天里读完这本书时，窗外只能看见层层楼宇和高架环路，但我知道，山和高昂的生命，就在那里。

郑观应节抄并作序的《原君·原臣》小册子，被梁启超、孙中山用作宣传工具。晚清“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共同使用一个文本进行宣传，这一事实打破了派系划分的刻板印象。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被晚清进步思潮公推为共同旗帜，是形势逼出来的。

中国思想家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同样能解释为何新移民群体多“游民心态”，而本土民族或扎根几代人的旧移民，往往倾向保守主义。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原名陶文睿，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1917年陶行知留学回国，当时中国有两亿文盲，七千万儿童无法接受教育。他深知教育才是出路。他将教师作为毕生的事业，“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识字，要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形成中国的伟大的光。1946年7 月25日，陶行知先生病逝，但他留下的教育精神，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清末生于北京，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虽没有上过大学，但他自学成才。蔡元培读了他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后，邀他到北大哲学系执教，课堂上座无虚席。后来，他开始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的办法，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千古流传的名句。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1052年6月19日范仲淹在上任途中病逝。他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同时精通音律，还是书法大家、围棋高手、医药专家，也是开一带风气之先的词人，被朱熹誉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宋史》中写道：“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大江健三郎要突破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空灵、轻盈的美学想象，他所表达的“暧昧的日本”，是一个被撕裂的日本：这里有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血腥和非正义。文学创作之外，他也在社会活动中关心人类的命运。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极少数从正面拥护日本战后民主的人之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