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郭巍去吴尊友家接他录制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视频，发现他“头发全白了，衣服套在他身上都要大一圈”。化妆时，他特别要求“把憔悴的面容挡一挡”。 吴尊友2012年7月发了第一条微博，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2023年4月2日21:22。他常常和网友互动，回应他们的求助、质疑。 世卫授予吴尊友曼德拉健康促进奖的颁奖词写道：“他是在性工作者中设计、试点和扩大服务推广规划的先驱，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针具交换项目和第一个大规模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项目。”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没有取得快速进展，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也将丧失殆尽，因为疾病大流行会在新冠疫情、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其他危机中滋生蔓延。” 除了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外，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中，陆续将必妥维、多伟托等多款HIV新药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 “总有些人错误以为防艾只需关注所谓同性恋群体或者性工作者这些‘重点人群’，其实年轻人和老年人‘两头翘’的新发病例还是不断涌现，防艾应是面对全人群的。”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杜伦大学的价值观，提供经济援助让学生免于出卖肉体的不幸遭遇，开班培训以“确保学生安全”地出卖肉体，哪一个才是大学对弱者同情的体现呢？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有几位参议员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名为《浪费手册》的小册子，里面列举了他们能找到的浪费项目：内华达妓院性工作者的丰乳减税、关于家庭妇女在夫妻争吵中应当冷静的研究报告、百万美元在华盛顿近郊建立豪华公共汽车候车室、在电视上为救助桑迪飓风的紧急拨款作广告、在阿拉斯加建造一座无目的的桥梁……

近日，广州区伯在长沙涉嫌嫖娼被抓。此前，更有“国民好女婿”黄海波、著名导演王全安身陷嫖娼门。性交易这一个充满暧昧气息的话题在这几年反复成为刷屏的热点。你对它又真正知道多少？

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据调查，83%的低龄性工作者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其中92%辍学。在201个样本中，93%的人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性交易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中国每年有4.8万人新发感染艾滋病，其中由性传播造成的新发感染占80%以上。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主要集中在社会上最易感的群体中——包括性工作者人群、注射吸毒人群以及男男性行为人群。

在议论陈莉这样的舞女时总有人会说：“她们干点啥不好呢？非得干这个。”我不知道答案应该是什么，但或许是命运的不公，让她们总是在通向其他远方的道路上头破血流，不得不回到原点，在这个混淆了时间概念的舞厅里不停地转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就李某案发表评论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要小”。无论易教授的危害论是指涉受害者个体还是社会，都违反了法律的普适准则，也体现了他对当代法哲学个人权利指向的缺乏了解。作为专业法律人，将法律道德化的企图是不能被原谅的。

一句“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惹了大麻烦。或许我们说，因为“性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使法律对指控侵犯其性权利的被告人的认定更为谨慎，使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得以充分展开，可能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