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多·维加斯是委内瑞拉国宝级艺术家、法国文化领域最高荣誉“艺术与文学司令勋章”获得者。广东美术馆新馆的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大型回顾展《心外无物》，首次呈现了这位拉丁美洲现代艺术大师跨越七十载的重要作品，这也是“全球南方”议题在中国的一次重要回响。 “中国和拉丁美洲有共同的远祖，人类在两万四千年前步行穿越白令海峡，从亚洲大陆来到美洲。你们会在我父亲的作品中感受到这种相似性。”奥斯瓦尔多·维加斯的儿子、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得主洛伦佐·维加斯说，“我常常认为，当下的很多焦虑，可能会在远古找到答案，也可能会在异文化中找到答案。所谓的‘远古’和‘他者’，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

故乡，是意识所来之处，是“我”的开始。

“中国人学英语，活到老学到老，英语就是学不好。”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一个中国人学了10年英语怎么还是不会说”这个问题，确实曾让我对当时的外语教育深感挫败。 倘若把英语学习仅仅窄化为应试刷题、追逐卷面高分，那么值得反思的，是“唯分数”的功利导向，而非简单否定、取消英语学科。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 这是朱雨玲对退役之后状态的剖白。2021年，因疾病被迫离开国家队时，这位敏感、习惯向内自省的世界冠军，不得不直面灵魂拷问：放下球拍，我还剩下什么？ 从5岁开始打球，到15岁进入国家二队，再到登顶世界第一——朱雨玲的前半程，是一条标准的“金字塔尖”之路。塔尖之上，目标明确，价值清晰。但当疾病将她推出那堵围墙，她才发现，墙外的世界没有倒计时器，没有排名，也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读书、任教、重新拿起球拍，在运动员、博士生、大学老师三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重回国际赛场后，奥运金牌、大满贯早已不再是她的执念。 这不是一个“王者归来”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人拆去外界与内心之间的重重高墙，挣脱单一胜负评价，在更辽阔的人生坐标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和定义自我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日常面对的商场、机场甚至公园，那些地方什么都不是，没有记忆，不会带来安慰。那些地方带来的体验像肥皂泡一样容易消散，然而童年生活的地方却不是，那是我们宇宙的原型。多纳蒂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在童年的家里，在那间阁楼里，在重修那栋房子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缝合。 我总是梦见童年的家，瓦楞上长着青榴还有苔藓，下雨天树园里全是积水。梦里房子有时候是塌的，有时候很好，人都在。太阳用屋檐和晾衣服的铁丝在院子里画线。初夏在屋顶上吃桑葚，泡桐紫色的花开了一树树，我在院子里洗头、洗手帕，有过很多好时候。

“我人生的问题，是把自己逼得太急、做得太过，和‘逃避’完全无关。”

多年前，陆庆屹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让一个贵州县城的普通家庭充沛的生命力和情感，借由影像触动了无数观众。2014年，拍摄纪录片时，陆庆屹的姐姐患病去世。之后，他的父母相继病逝，哥哥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四期。这几年，陆庆屹被虚无和紧迫感缠绕，他不时怀想起父母的一生。 “你经历的所有东西都可能像头上的雨……就好像那股从独山山顶上流入大海、又蒸发到天空里边去的水是一样的。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你会觉得这世界很广大，而你又跟它紧密相连。”2026年，陆庆屹出版了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书中有他少年的莽撞、青春的迷茫和纯粹，更包含了他希望发掘的、父母那代人被埋没在时光河流里的璀璨。

二十多年前的夜里，我们一大家子，经常坐在电视前看《西游记》。播放到片尾瀑布的镜头时，姥姥或者姥爷有时会强调一下，“这里就是黄果树瀑布。”那时我太小，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何会一次次提起这一点。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因为他们重要的亲人在贵州，以及黄果树瀑布是他们去过的最遥远的景点。

直到现在，我平时写笔记、打草稿、随手记东西，几乎全都用红笔，除了正式回信和签名。这应该是几十年给学生批作文、写评语落下的职业病吧。这支红笔，是我跟学生交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