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同时，民政部门健全完善送养收养制度方是治本之道。既推动，又把关，让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能找到真正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这是有利于儿童利益的。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郭刚堂尤其气愤的是，两名被告人没有从心灵深处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甚至并不承认拐卖事实。“不认罪，有啥用？” 郭刚堂说，他已经给法庭提供了新线索。在这起新发现的案件当中，被告人涉嫌给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四人下药。“现在法官要了我们提供的新证据，可能要去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