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说，自己小时候就曾被大人用“梅姨”吓唬过。“小时候老被吓唬在外面乱走就会被‘梅姨’拐走，真是广东小孩的童年噩梦。”有人总结：“这个名字，几乎是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公众对‘梅姨’的关注，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拐卖儿童这一犯罪本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特聘研究员周翔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儿童是家庭的核心，一旦失去，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支撑与希望的崩塌，这也是拐卖儿童案件长期牵动公众情绪的根本原因。

“梅姨”落网，给所有的人贩子敲响了丧钟，贩卖儿童的受害者不会停止寻亲、追凶，警方也不会放弃追查，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罪犯隐藏得多隐蔽，总有一天会被揪出，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公检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同时，民政部门健全完善送养收养制度方是治本之道。既推动，又把关，让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能找到真正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这是有利于儿童利益的。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