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机关在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同时，民政部门健全完善送养收养制度方是治本之道。既推动，又把关，让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能找到真正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这是有利于儿童利益的。

最优的安排或是：所谓的登记真的只是登记，送养方与收养方在当地民政部门的主持或撮合下，向对方传达己方的真实信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向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缴纳任何费用（除了可能不多的登记费用），更遑论大笔的收养费。这样对民间收养纳入官方渠道很有助益：在没有额外制度成本的前提下，既可以让他们的民间收养权转让合法化，又可以避免各种潜在的纠纷。

国内可供涉外送养的儿童在减少。涉外送养的儿童基本来自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的孤儿，其总人数从2011年的10万人减少至2018年的6.4万人，2023年则进一步减少至4.2万人。

回到这位大女儿，法院可以询问有没有近亲属愿意收养她；如果没有，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国家监护权，然后让合适的夫妇来收养她。也就是说，用包括亲属收养在内的民间收养来解决问题。

所谓“生恩没有养恩大”，这话通常使用的场景是孩子被收养，不过可以更进一步解释为孕育胎儿的成本远低于婴儿出生后到成年的抚养成本，即孩子生出来容易养大难，这是堕胎与弃婴产生的机理之一。男女缔结婚姻的主要动机正是为了共同抚养后代，有钱的男性或女性本来就有能力承担孩子生与养的成本，如果他们能够直接从市场上定制自己的孩子，九个半月后从人造子宫工厂抱回来就行了，婚姻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必需品了。 所以，人造子宫的普及会首先改变富人的婚姻家庭形态，或会出现有钱的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怡然自得独自抚养孩子的景象。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张玉玲等人在《中国公路》杂志上发表题为《高速公路养护期收费制度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当前全国普通公路每年养护管理资金需求缺口在50%左右，有40%左右的普通公路陷于“列养但无钱养，应修但无钱修”的困境。

或可以在年龄上划一条线，容许出生不久的婴儿合法弃养，让“婴儿安全岛”接收，这一点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这些孩子，有大把的人排队等着收养，政府可以择优转让孩子的抚养权，让孩子生活在爱与丰裕的环境中，这样，孩子只是临时生活在“婴儿安全岛”，也不至于成为财政负担。

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深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但也不排除有极少部分父母或其中一方不爱自己的孩子，那从维护儿童权益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把孩子的抚养权转移到爱孩子的人手里。儿童权益至上，哪一种安排最有利于保护孩子的权益，这应是第一位的考量。 有道是：“生恩没有养恩大”，让孩子在有丰裕资源与爱的环境下成长，最符合孩子的利益。所以，儿童抚养权自愿转让，不仅是道德的，也是必要的。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认为应当慎重考虑：拐卖行为是将儿童作为商品，以牟利为目的，在拐卖过程中可能伴随虐待、伤害等行为，而拐骗行为多出于收养的目的，后续加害行为显著少于拐卖。 专家建议，拐骗儿童罪应当增设严重情节的加重刑罚规定，出现严重情节时，提高拐骗罪量刑标准。

首先，是把儿童权益放在第一位，如有必要，夫妻共同财产中应该首先划出一块财产分给孩子，或许做成不可撤销的信托更好；其次，是男女权利平等原则，判定孩子归属，除了看孩子跟谁更亲之外，要考虑哪一方的性格与情绪更稳定，哪一方的职业与德性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等；最后，应该尊重民间收养习惯法，进一步便利民间收养，让孩子在有爱的家庭成长，并建立随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