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有60%的职工能享受到带薪年休假。 此次修订大概率是“做加法”，或是劳动者权益“做加法”，或是执行力度“做加法”。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企业落实带薪年休假应给予更多支持。

地方政府应该正确评估本地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环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对产业经济的发展要保驾护航，而非揠苗助长。

2025年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政府债务规模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安排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用于补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和扩大有效投资。

市场主体最渴求的并非短期的特殊关照或临时协调，而是长期的“一碗水端平”。这正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要义所在。

美国自“特朗普2.0”时代以来，将西半球霸权+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重要航道控制权列为优先国家安全战略，摈弃了此前拜登政府的“价值观扩张”。这令长期在外交战略上附美骥尾、亦步亦趋的加拿大异常被动。形势的急转迫使卡尼政府反思此前从属于美国的外交定位，转而拓展独立外交。

从地方治理的细微日常，到新兴科技与人才发展的宏观视野，周国辉倡导官员树立长期主义政绩观，政府要“有为”而不越界，激发而非遏制市场和大众的创造力。由此，微小方能汇聚成穿越时间的持续力量。

来自江门的部分职能部门正把这种思路用到政务领域：把政务服务看作一条“脑力生产线”，用AI代替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取得了与工业场景类似的效果：提高工作的“合格率”（准确性）、提升办事效率，用几个小时完成过去几天才能做完的事。

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