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曲江新区管委会持有8家公司股份，并通过它们间接控制了五百多家企业。 “催收的流程是‘两根烟，三句话’。”见面，递根烟，说“你好”；对方回“没钱”，再抽根烟，说“再见”。 “曲江系”的经营性债务，将划入新成立的文旅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化解，彻底切断政府的隐性担保链条。

阿吉翁和豪伊特用华丽的数学模型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曲解为“市场失灵需政府纠正”的证据，甚至据此为法国债务高企的政策背书。这不是在“发展理论”，而是对熊彼特思想的“创造性背叛”。 阿吉翁的模型越“精确”，离经济现实越远；政策越“贴心”，对市场活力的破坏越彻底。

债务/GDP可以揭示当前的财政状况。2013-2022年间，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86.6%攀升至216.2%。 “日本央行作为曾经最大的买方，现在变成了卖方，必将直接冲击日债市场的流动性。” 超长债作为安全资产似乎不再安全，这种现象在美债、日债、德债和英债等都有体现。

“对等关税”实施后，美元指数与美债价格同时下跌，说明市场不仅担忧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避险需求也转向了非美元资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谈道，“美国的联邦债务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但尚未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而且，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 2024年9月，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降至57.4%，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PPP的兴起与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控息息相关，其衰败亦是如此。 新机制之下，项目主导权从财政部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部门变更后，处置十余万亿元的PPP存量项目成为难题。 新机制将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而截至2022年，使用者付费模式占项目库额不到10%。其余90%的项目依赖财政资金。 长期以来，PPP领域缺乏纲领性法律条文。新机制之下，如果PPP条例能够出台，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空间。

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这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 “其他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2021年，王勇志调离剑河县时，当地政府性债务余额是他初任县委书记时的195倍。 “比起工业发展，文旅项目见效快，出政绩，建成初期有一定人流量。”

 “推动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对高息债务进行‘削峰’，以时间换空间。” 一位受访者表示，目前当地只有国开行、农开行这两个政策性银行，对化债展示出更大的支持力度。 当前化债方向是帮助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今年我们主要做的是学校食堂经营权出让、盘活农贸市场两类项目，“食堂经营权出让，拿一两个亿的银行贷款不成问题”。

处置资产在爆雷前更有意义，与AMC合作只是项目层面的资金流入。 对于房企而言，各地政府提供的纾困资金也是一笔笔新增债务。 “没有新资金注入的重组方案都不具备实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