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2.0时代，对未来商业责任的理解应该打破常规思维，关注全球政治经济演化背景下新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通过小说，那些思想、那些愿景进入你的头脑，从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让你不会仅仅接受生活的现状。我认为，它甚至比政治运动更有力量。对我来说，这就是小说能做的最好的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借助互联网，作战双方能够广泛快速实现对手认知数据采集和认知态势感知，为分析对手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情感、舆论立场等提供支撑。而据此设计符合对手思维习惯和感知风格的信息“弹药”，是提升认知域杀伤效果的关键。 俄乌冲突中，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深度伪造虚假短视频广泛传播于社交平台，而针对国家元首的深度伪造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认知战方式。 智能传播能全维全时全域塑造用户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使舆论引导、观念塑造和行为导控变得更加便捷，日益成为“控脑武器”，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认知操纵的实践手法。 （本文首发于2024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在德国社会，被形容为“机器人”并不意味着冷酷和古板，而是代表着一种思维清晰、雷厉风行的政治美德。毕竟，跟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政客相比，只有政策的亲和力才是真正的亲民。 从最新的民调结果来看，不论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绿党，每一家的支持率都在20%至40%之间徘徊，只有至少两党联手才能构成执政多数。因此，新一届德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也可能是多个党派妥协的产物。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3日《南方周末》）

我们的企业大都在1980年代起步，企业创始人有不少深受政治挂帅思维影响。加之计划经济之下长期扭曲的企业风气余波未平，不少企业经营者缺乏为公司大局着想的企业家思维，意气之争、权力欲膨胀，成为一些中国企业家的致命伤

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教师的自我训练包括很多元素，有些看似彼此冲突。文学研究对分析和整合能力要求很高，需要研究者对诗歌、戏剧或小说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加以深度关注，能够分析这些细节如何回应文学史和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命题，然后对这些细部分析加以整合提炼出一条主线和一个鲜明的论点。但文学研究者又毕竟不仅仅是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工作，也需要对语言的美和奇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和把握，甚至需要能从创作者的角度理解文学的构成。分析整合思维和基于直观感受的创造经常无法协调，但又是必须同时具备的素养，所以我经常从不同的书籍中汲取能让头脑变得饱满而柔软可塑的汁液。

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的死亡，引发一场漫长且跌宕起伏的政治大戏。随着事态不断发酵，俄罗斯政治近20年来的几乎所有重要元素都孕育其中：私有化、寡头、腐败与反腐败、打压异议人士、入世、权力斗争、俄美关系等等。

阿富汗是西方始乱吗？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不过是二十三年前的事。多少国家的人在阿富汗来来去去，他们的故事表明，世界是复杂的。并不是只有美国才寻求霸权，也不是只有大国才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