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教学压力不减、升学评价不变的背景下，学校根本腾不出稳定、固定、不受挤占的半天时间开展校外实践。若没有教学体系的统筹优化、学科内容的精简提质、应试压力的合理松绑，校外实践很容易出现三种结局：一是纸面课表落实、实际课时挤占，即阴阳课表问题；二是挤占学生课间、课后时间，变相延长学生在校时长；三是流于形式、敷衍应付，沦为可有可无的附属活动。

学生课上刷手机只是课堂出现问题后所暴露出来的症状，而非病根。与其费尽心思研究怎么收手机、怎么算抬头率，不如认真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课堂，怎么才能真正产生价值？

这恰恰暴露当前食品安全员制度最核心的漏洞：食品安全员是学校的人，对校长园长负责，而不是对学生健康负责。 校内监督极易被内部利益共同体消解。很多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并不是管理疏忽，而是利益捆绑。

在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的蓝图下，如何让香港的基础教育与国际接轨？在推广普通话与建立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怎样微妙的联结？而当AI技术重塑全球教育格局，这座城市的下一代又该如何做好准备？

“中国人学英语，活到老学到老，英语就是学不好。”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一个中国人学了10年英语怎么还是不会说”这个问题，确实曾让我对当时的外语教育深感挫败。 倘若把英语学习仅仅窄化为应试刷题、追逐卷面高分，那么值得反思的，是“唯分数”的功利导向，而非简单否定、取消英语学科。

这个网络热梗的流行，折射出大众对于博士扩招、学历内卷、人才供需错配的集体焦虑，值得认真审视。

在印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可能要被一连串英文缩写的专业类考试所定义：读工科要考JEE，读医考NEET，读综合大学考CUET，读法律考CLAT……大学毕业想考公务员，还有UPSC、SSC、RRB、BPSC等一系列考试在等着你。 正是这套极度碎片化、学校教育无力应付的考试制度，催生了印度疯长的补习产业，也催生了“汗老师”这样的现象级人物：从巴特那贫寒的穆斯林青年，到互联网上拥有超2000万订阅者的顶级网红，再到令各政党争相招揽的意见领袖。他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一套教育制度失灵的阵痛——当一个社会把向上流动全部押注在考试上，考试成了一门生意，讲台成了神坛。 他不是孤例——在印度，27%的在校学生都在上补习班，无数个“汗老师”正借助短视频和在线课程，把讲台变成政治舞台。当政府在青年失业的现实与印度崛起的愿景之间进退失据，当统一考试的改革步履维艰，补习名师填补的不只是知识的缺口，更是信仰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