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成长于省会、享受省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以“边远省份”来概括自己的经历时，那些真正来自边远县乡的学生的困苦反而被遮蔽了；当云南在这类叙事中不断被再现为“边远省份”“逆袭起点”时，这块真实的、复杂的、有纹理的土地，也就被简化和折叠了。

小城市虽然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它们独特的山水景观、保存完好的烟火气，恰恰是大城市无法复制的稀缺资源。 文旅服务反过来驱动城镇化：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个爆款的文旅场景，吸引大量人流聚集，进而倒逼当地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提档升级。

职业本科的快速扩张，正在影响高考考生的志愿选择，也重塑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格局。对学校而言，“升本”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也对资源投入、师资建设和办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生而言，它拓宽了升学与就业的路径，也面临着人才定位、市场认可、规则衔接的额外挑战。随着越来越多职业本科毕业生走向社会，这一探索中的新兴教育类型正亟待接受时间的检验。

在城镇化与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的双重浪潮中，一个结构性困境在多地集中显现：乡村学校“空壳化”，校舍空置、生源枯竭、编制闲置；城区学校“饱和化”，学位和师资紧张。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从“高考志愿选职校”到“毕业回炉再造”，年轻人的选择初看起来是高分低就、向下兼容，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双向奔赴、自发调节：就业市场对技职人才的需求，倒逼年轻人主动或被动选择技职教育。

人口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大势所趋的政策取向，符合公共利益。应探索更多的改革举措，如放宽社保、积分等入学门槛，从就地中考逐步扩大到就地高考，以此应对公立教育供需结构变化，让公共资源向全体人民开放，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随着新生儿数量减少，我们学校对学前教育专业进行了调整，从去年起暂停招收本科生。这是因为国内不少高校能够承担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任务，我们将资源更多集中到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把培养重心提升到研究生阶段。 当前我们高校入学率在60%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未来还有上升空间。教育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人口一下降，入学人数就一定会下降，需要及时综合分析。

“我考虑的是整合全国的中医药资源，通过香港的中医药检测中心制定统一的标准，一起出海，造福世人，这就是核心思路。” 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教育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全球的学生排着队去这些国家读书，学费高，周边的生活费也高，极大拉动了当地的经济。香港也可以借鉴这个模式。 “我希望今年三地能在“软联通”方面取得突破，例如进一步便利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推动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安全保障下有序流动，以及完善港人内地养老的监护服务机制，让湾区融合的红利更直接地惠及普通市民。”

随着人口形势变化，不少城市都降低了落户门槛，但是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仍然无法平等享受包括受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改进，解决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后顾之忧。

施一公把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比做一条鲶鱼，它不以规模取胜，而是通过改革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些启发，从而激发整个体系的活力。 王树国说，民办公助和公办大学发展的好坏，命运全在自己手中。当学校做得好的时候，各种社会资源不请自来。而当学校做得不好的时候，也是学校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会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