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一体化意愿与一体化落实能力之间的差距。 同样的数字贸易、数据或绿色转型标准，对各个经济体可能产生不同的转型成本。 基础设施创造连接，但真正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够从这种连接中创造多大价值的，是创新能力、企业和人力资源。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期间，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柏珲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将产品本身作为人权风险源纳入尽责管理，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责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一线城市的增长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转折——告别地产依赖，转向科技拉动。 全国GDP增速高于5.3%的城市，增长动因几乎都来自高技术制造、AI和数字经济的爆发。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显示，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涵盖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与金融贸易等领域。 整体来看，本轮停招、撤销更为集中地落在传统管理类、泛商科与部分应用型文科专业上。 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专业设置这件事，不能拍脑袋，也不能跟风走”。

“技术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营销从‘广撒网’向‘精准化’转变，服务响应更及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无论是商业竞争还是消费行为，都建立在信息真实的基础上。如果信任基石被技术瓦解，整个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无从谈起。”

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胡延平：这也确认了，智能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之后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我个人从字面含义来理解，智能经济可能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各业，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整体就是智能经济。”

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落实不充分，过去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依然要在多边进程中去推动解决；新挑战则是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损害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措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行动制造了障碍。 每个国家处在不同的起点上，仅拿具体的数字来作国别比较是不科学的，这不是“小学生做数学题”，要充分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民生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和影响。 在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后，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提出有力度的NDC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消费市场一大奇观：一边反内卷，一边供给不足。怎么办？

截至2025年1月，仍有超过1000多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约为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370万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超过660万在国外。乌克兰政府戒严令限制18至65岁的健全男子离境，境外难民多是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 “考虑到冲突烈度、经济条件和族群关系差异，洞察战争难民的构成和趋势，远比简单计算难民数字重要。”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时间拖得越久，仍在流亡的人，能回去的可能性就越低，从基础设施崩溃到原地人口结构改变，乃至因战争杀戮、沦陷区居民“投敌嫌疑”等产生的畏惧心理，都成了难民回归的巨大障碍。 冷战后，全世界出现过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他们的经历给俄乌难民留出了极为残酷的答案——战后十年内，能返乡的人不超过30%。有四个变量决定着结果：炸毁的医院、瘫痪的政府、凋零的经济、分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