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年，鲁迅一度打算重写中国文学史，计划从上古写到唐为止，最后唐这一章的标题是《廊庙与山林》，论述的重点在唐诗。这部文学史他没有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

彭伦让我们看到出版可以是一份长期主义的、体面的工作。在他和他的群岛图书的长期努力下，许多前沿的外国文学作品“破界”进入中国，并且积累了不俗的口碑。

“当你只使用母语在老家生活时，恐怕很难将父母视为独立的‘人’。从孩子的立场，很难想象父母恋爱、恐惧或哭泣的模样。因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语中已被固化。用母语来批判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度也很困难。虽然用母语批判故国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彻底批判那种文化根基里的价值观念就相当艰难了。” “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人世间的事儿，就残酷在梦想是少数人能实现的，这也是文学更应该关心的地方。”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涌现了一大批民间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内容非常精彩……” “好了，你去叫别人写，那么你自己也要写对不对？”

他怕说重了我灰心，反复强调我可以写得很好。并且说没和我商量，就将他认为最好的一篇，《耳报大队长》交《人民文学》发表了。《人民文学》是最权威的文学刊物，这不是最大的鼓励吗？他寄回给我的两篇后来在《雨花》上发表，我想多少也是看《人民文学》发表在先的面子。

“《长辈的故事》里呈现的，是占据社会资源的精英对云南的公共文化责任，而不是垄断资源后对个体利益的扩张。” “我哪里有资格提供答案，世界上很多事情也没有答案。”熊景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近年来，谢有顺的文学评论越来越温润、理性。他认为，这与老练、圆熟无关，而是“有了另一种价值观”——评论家要少一些绝对性或者全称性的判断，“不该忘记批评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生命世界。”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