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糟糕的历史叙事是一种笼统的历史，这种历史立足于一个时代，去误读其他时代，总在力图寻找其他时代并不存在的东西。 他将文学史比作门厅，人们通过它的“叙述”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宇文所安对该限度保持清醒，他的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叙述，而不是对历史的唯一解释。

宇文所安的学术格局并不局限于唐诗，虽然人们最津津乐道他的“唐诗四部曲”。除了唐诗研究，他还有很多种论文集，纵贯先唐及唐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横跨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化。还有三项翻译工程，从《中国文论读本》到《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再到《杜甫诗全译》，每一项皆是规模宏大，他也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

自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之后，马振骋翻译了蒙田、波伏娃、纪德、高乃依、杜拉斯、昆德拉等人的作品。有人说，“马振骋为法语文学而生”，从16到21世纪，他的译序几乎构成了一部法国文学史。 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多年的袁筱一说：“马老师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提蒙田‘我知道什么’的问题。他赋予蒙田一段来世生命，他穿越古希腊语、拉丁文、古法语的障碍，用勇气、实践、耐心和丰富的人生阐释了蒙田。蒙田不是我这样的‘译手’能接手的，马老师的生活可能比蒙田更丰富。”

现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很多名著都没有读过。为什么没读过，因为考试不考，考试要背的是文学史提纲，至于里面讲到的作品不知道。 我中间有几次机会可以到大一点的学校去，但是我考虑一定要为此精心设计项目，没太大的意思，一会生态文学，一会科幻文学，也很忙，跟着美国学界时髦的东西转来转去……

到晚年，鲁迅一度打算重写中国文学史，计划从上古写到唐为止，最后唐这一章的标题是《廊庙与山林》，论述的重点在唐诗。这部文学史他没有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

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是从崂山乡村女子获得灵感，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写于青岛，还有萧红萧军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旅寓的文化名人将青岛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 也许青岛的文化意义，便不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好比一块白布，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全看此后的努力。”

中国绝对是文学史大国。这样的现象固然牵涉“文学”作为经典知识的共识，教学和文化行销的目的，也更说明我们——不论是学院内外——对文学/历史更深一层的敬意与执念。 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

这在今天中学语文乃至部分高校文学史课堂一提李白就是追求自我、傲视王侯的程式化解读中，是更难听到的声音。

影响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年来读书，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看文学史上形形色色的影响方式，和影响造成的神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