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索贝尔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这段历史中，展示了一批哈佛天文台的女性天文学家如何一步步走向天文学舞台的中央，并以自身的成就获得了天文学界的尊重，从而为更多女性真正走向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写作是一种自我确认存在的方式，如果不写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会觉得生活在一种混沌和混乱中，写作是在帮我看清楚自己。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是被比我年龄更小的女孩子启蒙和教育的。她们有着更好的女性观和更大的勇气，是她们在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在稿子上我没有看出素人和作家什么区别，但如果没有文学奖的鼓励，素人可能会难以坚持下来，他们需要一些来自读者、专业读者和文学界的回应，让他们确信自己作品的价值。

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今天的人能够重新去发现东德，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当年的国家。 现在的德国，不论是文学界，绘画界，都出现了很多成长于前东德的艺术家，他们正在书写和表现自己曾经的生活体验，表达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有一批人已经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功。

你认为AI能够胜任作家和讲故事的人的工作吗？一位作家这样回答：“我不认为任何人的工作是安全的。” 好的文学是需要“字里行间”的，需要隐喻，需要“转译”日常生活。走走提到自己个人独有的写作经验，这些庞杂、私密的个人经验如何喂给电脑？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9日《南方周末》） 题记 这是最新发现的木心写给台湾旅法画家、评论家陈英德（1940-）、张弥弥（1943-）夫妇的一封长信，陆续作于1983年6月28日至1984年2月6日的大半年时间中。这封长信的字数多达八千余字，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长的一通木心书简。以下节选作于1983年6月28日的部分。 陈英德和张弥弥是木心文学与艺术上的伯乐，木心不只一次带着感怀在作品中称誉他们是从巴黎飞来的一对“天使”。当年，在茫茫人海中虽只是偶然的相遇，陈氏夫妇便敏锐地觉察到木心人生际遇及文学、艺术风格的多重独特性，而对其青睐有加。关于这方面内容，这一通长信就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在文学创作上，陈氏夫妇给予木心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他们首先反复敦促木心恢复创作，使人生已步入晚景的木心重拾了写作的信心，并笃定前行。正如木心在信中坦陈的那样：“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这是你俩播下的种籽，如果没有你们这一席临别赠言，我是再也不追这只文学的‘兔子’了。”又因为两位的倾力引介，木心才得以便捷地结识痖弦等台湾文学界人物，并顺利地开辟出自己最主要的发表与出版的园地，也才有了之后在台湾掀起的所谓“文学狂飙”。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信中所袒露出的木心彼时的心境和心态同样值得注意。振奋之中还有感激、反思，也有矛盾、困惑、惭惶与幽怨。在这些对朋友的真情流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而丰满的木心。 感谢陈英德先生和张弥弥女士慷慨地提供了这些珍贵的书信。 【1983年6月28日】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8日《南方周末》）

汉语文学界喜欢用10年来分类作家：70后、80后、90后等等。像我这样的50后已经是恐龙级的了，40后的就不必提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不过，这种分类并没有实际意义，最多是强调一些人青春尚在，还有取得成就的可能。但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另外，文学根本不是以代际来划分的。

对于内地文学界，钟晓阳既熟悉又疏离。受邀参加1987年爱荷华国际作家计划期间，她第一次见到内地作家，包括吴组缃、汪曾祺、古华和张贤亮等人。回忆起来，她觉得“汪伯伯”非常亲切。不过，短暂的相遇，还没有让她对内地文学产生太多的认知。 当时二十多岁的钟晓阳，已经是蜚声港台的文坛新秀。关于她的一切，要从《停车暂借问》讲起。

除了双雪涛，东北青年作家近几年的“集体”登场惹人注目——班宇的《冬泳》、贾行家的《尘土》、郑执的《生吞》等均受文学界和大众的关注，并且他们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涉及了东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