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悦善于从早已出版的文献中爬梳出前人未曾关注的蛛丝马迹，从而追踪勾稽，生发新的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恐龙一直是童书和展览的热门选题。但恐龙画和模型很少被视为作品，各类机构使用恐龙素材时也容易忽略版权问题。少有人关心恐龙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 2025年，PNSO启动“小恐龙不服气——小人物如何应对大企业侵权”的维权项目。目前已发起了10个诉讼。 李青计划在PNSO打完100场官司后策划一个展览，希望自己的维权最终能推动法制的完善。“无论成败，这100份判决书都将是记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历程的文献。”

劳蕾塔·科隆内利经常在绘画或雕塑中关注到画家的妻子、女儿、母亲或姐妹、恋人或普通的描摹对象。她们往往与艺术家的生活紧密交织，甚至造就了后者的成功。“通过历史文献、编年史及留在信件和日记中的自述，我重建了这些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与描绘她们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祝勇在诸多历史文献中读到类似表述，但小说创作，让他得以在真实史料与虚构想象的中间地带穿行。 在人与物都风烟流散的年代，护送文物南迁、西迁的故宫职员也难逃离散的命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界对张冰独此人知之甚少，以至于姜德明还要专门向陈伯吹打听求教。而今天只要稍事检索，不难发现关于其生平经历的文献资料。

“关于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念的历史文献极其有限。”日本学者田中光在研究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后感慨，这折射出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的长期误解和压抑。月经禁忌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活动，也阻碍了卫生用品的普及和发展。 “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都没有人公开地谈论过月经，但受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健康科技热潮和‘月经平等化（每个来月经的人都能获得卫生用品）’的影响，大约在5年前，日本开始出现‘来谈谈月经吧’的活动。在这之后，由于新冠疫情，‘女性贫困’也开始被报道，‘月经贫困’问题因而变得可视化。” 姨妈、例假、好朋友……作为一种人体的生理现象，月经为何需要那么多代称？我们可以从直呼其名开始，继而谈论相关的女性处境和权益的问题。

张乔香销近四百年后，复有一位同样来自其故里江苏的入粤文人徐晋如，慕其身世与才华，披荆榛，拓残石，耗资财，搜文献，将四百年来与张乔有关系的诗词、书画、评论等，整理成皇皇大书，真正是古人所说的“隔代知己”。

2007年，她以卡塞尔文献展首位中国女性参展者的身份闯入国际视野。 “我们经常认为事物或生命必须要符合某个标准才会正常运转，可是这些意义和标准都是人设定的。”

这起事件显示，学界的不肖之徒在“发表C刊，名利双收”的驱动下总能兵行险着大搞学术不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难题。就此次抄袭事件而言，相关高校与期刊除了要调查并严惩当事人之外，还应继续加强自我净化能力，比如及时更新学术查重系统，接入台湾的文献数据库，堵住下一个幸进之徒跨海“繁体转简体”遂行抄袭剽窃的旁门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