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你再处罚家长，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 为何教育令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的案件中？ 储朝晖指出，筹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更应该从中小学、妇联、社区等方面发力。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吴兴案”是民法典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后，广东省首例以判决形式确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案件。2022年2月，最高法发布第一批贯彻实施民法典的典型案例，此案排在第一。 监护权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财产继承权的变更。亲属们都表示，只要吴兴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愿意因变更监护权放弃连带的其他权利。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2日《南方周末》）

保护未成年人当然非常重要，但将童工的界限定在不满16周岁，也与其他法规衔接存在一些问题。初中毕业生如果不满16周岁，无法合法工作，他们要怎么办？再者，儿童也有体验社会分工的需要，可以允许他们做些适合的工作。

2021年，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1657件，这一数据是2018年的三倍多。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总体来看，这项制度的社会知晓度还不高，以校园性侵案件为例，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占比为10%。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公职人员，大多受到党纪和政务处分，被追究刑责的并不多。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当纷繁复杂的家庭教育“缩放”为把一部手机交给孩子后，悲剧的发生概率就极大提升了；而在智能手机时代，当孩子有足够的机会接触钱财，却又不知“钱从哪里来”的道理时，泥沼就已经在前方等着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目前，互联网行业已逐步正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也翘首以盼监管机构在给出原则性规定之后，做出具体实施细则的指导。

“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作为人大代表都不提，那我就失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