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注定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治理难题，考验各国治理者的耐心与智慧。 清华大学《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至15岁群体实际合规率仅约27%，仅19.2%的受访者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而减少。

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实施已超过半年，作为先行者，澳大利亚交出的答卷并不乐观：大量青少年仍能绕过禁令使用社媒，相关平台“敷衍式合规”，监管部门也暂未开出一张罚单。而AI的狂飙突进更让年龄验证体系遭遇更强的挑战——生成式AI正从底层瓦解禁令赖以成立的技术前提。 监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真正的风险反而被遮蔽——孩子没有更安全，反而让家长降低了警惕性。但比禁令效果不佳更值得关注的是，问题本质可能不在“孩子太小不适合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成瘾性产品设计。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限制接入”而非“重塑平台责任”，禁令再多，也只是把风险从明处推到暗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事关孩子，再小的概率，落在自己家里都是天大的事。” “这一情况印证了未成年人获取枪支的典型路径。”陈相秒表示，菲律宾法律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合法持有枪支，未成年人极少能直接从市场购枪，大多是通过家庭、亲属等私人渠道接触到枪支，枪支所有者的保管失当是重要诱因。

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将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案件，以及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该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2581件，年收案量从2021年的50件增长至2025年的997件， 年均增幅达111.3%。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碧：从现实来看，用“一刀切”的社交媒体禁令割裂孩子与互联网的深度绑定，“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