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擅长考察导演的思绪，却很少留意编剧的忧愁，辨析他的内部世界和影片之文化品格的关系，似乎这一切不值得考证似的。 李天济和费穆仅在1948年见过三面，是谦谦君子的相交，李在1980年代回忆往事时更多的是感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李天济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一种不甘，一种属于编剧的不甘——虽然费穆没有那样署名，但研究者、写史者或者那些赋权者内心有一个A Film by的概念，为了言说和造神的方便，将青眼仅投向导演一人。

济之师办事一丝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严。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从来不收藏古董，以免公私界限，纠葛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