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作家的特点之一，始终是他们与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但尽管有这种紧张关系，或者，正因为有这种紧张关系，他们是伟大的德语作家。换句话说：德国可以为那些不为德国感到骄傲的人感到骄傲。” “没有什么比一颗破碎的心更完整了……德国主流文化特别之处，在于对罪行的认识，德国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但正是这一成就……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要取消的。……那些入籍成为德国公民的人也将承担作为德国人的责任。他们最迟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将贴纸别在胸前时感受到这一点。”

匈牙利此次大选提供了一个观察国际政治变化的最新案例。这是一场在欧洲重要战略节点举行的大选，也是一场内部政治与外部力量交错博弈的选举，还是一场验证民族主义和保守价值观融合的政治试验田成果的选举。

2025年12月28日开始，伊朗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从德黑兰大巴扎爆发的汇率抗议迅速加剧为遍及全国27省的骚乱，示威者诉求从单纯的经济性转变为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种种迹象显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出现动摇。而围绕这场动荡及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国内有四大势力值得关注。

日本的现代化启蒙半途而废，民众沉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形成强烈国家意识的同时，衍生出对本族的优越感和其他国族劣等的错误认知，从而进一步支持政府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8日24时，在国际社会调解下，持续5日之久的柬泰边境武装冲突宣布“立即无条件停火”，双方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这场被地雷引爆的冲突，本质上是两个东南亚邻国历史阵痛的又一轮发作。1907年法国殖民者勾勒的地图边界，成为该地区百年来始终难以排除的定时炸弹，每当国内危机和民族主义狂潮抬头，这一古老的矛盾都可能会被有关方面拿来做文章，并且始终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前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一张20世纪初的争议分界地图，点燃了柬埔寨与泰国百余年的边境纷争，至今未息。1904年，法国作为柬埔寨的宗主国，与暹罗（泰国旧称）签订的边界条约，埋下了祸根。 从殖民时期的地图争议到国际法院的裁决结果，宗教信仰、民族主义的烈焰与解决路径的分歧让边境硝烟难散。柬埔寨诉诸法律，泰国坚持对话，东盟斡旋却力不从心。 争议地区的这些古寺位于高棉文明与泰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建筑风格和宗教属性与柏威夏寺相近，因“文化主权”认知差异，稍有不慎便可能激化矛盾。

短期内双方为维护国内政治信誉，可能会陷入“报复-还击”的循环，难以迅速走出阴霾。但从中期来看，危机有缓和余地。 莫迪政府若继续沉迷于“战争边缘政策”的政治红利，当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理性决策时，或将随时点燃印巴全面战争的“火药桶”。

1883年英国探险家科洪出版旅行记《横穿克里赛》一书，故意隐瞒对辜鸿铭施暴的情节，单方面指责他爽约退出探险队，使辜氏在西人圈子难于立足。程巍研究员指出，受到科洪的侮辱后，辜鸿铭才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19世纪初，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创作的“英国第二国歌”《耶路撒冷》（Jerusalem）里的歌词也往往为白人民族主义者引用，将外来移民比喻为“黑暗撒旦”：“圣城是否建在这里，在黑暗撒旦的磨坊之间？”（And was Jerusalem builded here, among these dark Satanic Mills？）布莱克的诗句本是对英格兰历史的讴歌与对未来的祈愿，但今天却不幸成为由“文明的冲突”代下注脚的疑问句。

英德混血、传奇的世界主义者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在战后回望历史时深情地表示，“那些非常尊贵、老派、普世的事物，那个仍是农业当道的封建欧洲，那个由绝代佳人、优雅国王与联姻王族组成的世界，那个18世纪的欧洲与神圣同盟……这一切都如美人迟暮一样衰弱朽坏，终于消亡不再。”这段精彩旁白呼应了间战期（1919-1939）欧洲“西方的没落”的情绪，也为新时代的到来写下注脚：欧洲不再是老派的欧洲，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新兴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主宰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