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在编中学体育老师，变成一家民间理财公司的老板，再到一家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的合作社创始人、理事长，臧立亭最终成了一名涉罪人员。 多位专家都提到，他们曾经主持或深度推动的各类资金互助组织，无论是否获颁金融牌照，都已接到上级监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信号，要求主动退出。

中央层面成立跨部门专家小组，应包含国务院主管科技、经济、金融等部门，同时应吸纳不同类型的科技龙头企业和全链条金融机构代表参与。 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先导，通过科技项目推介、差异性监管措施、政府税收优惠及保险等政策补贴、项目退出机制完善等方式鼓励并吸引民间和海外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和转型。 监管机构对于向科技创新和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应实施差异化、制度化的监管措施，以及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

“行业里的人总是把高利率想象成一堵墙，只要靠在上面，就能够用高利率来覆盖高风险，但正因为这堵墙的存在，放贷机构们既不选客户，也不做风控，但这些机构依靠的实则是一堵‘危墙’。” “羊毛出在狗身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早就看明白了，传统金融的利差模式挣不到钱，于是开始做互联网公司最擅长的事儿——刷流量。 “那些叫嚣的通常都是已经负债累累的借款人，想要获得更宽松的资金。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不是帮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只看到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那么容易的人，才会认为民间金融发展过头了。最为一目了然的指标就是民间借贷利率有多么高。” “反过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的借款人是‘不配’借钱的，也就是说，市场上的贷款需求存在巨大泡沫。” “金融监管存在显著的缺位与滞后现象，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水平、速度和目标不相匹配。”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吴英案，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民间金融案例，至今仍出现在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上。2006年，年仅26岁的吴英通过大量借贷，在浙江东阳快速崛起，缔造本色集团，2009年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2012年，最高法院认为量刑不当，吴英被改判死缓。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曾公开评价，吴英案之所以波澜起伏，是因为吴英背后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

行业转折点早已发生，但却被许多从业者误以为是监管的认可，投资人也没有及时从高息以及刚兑的美梦中苏醒。

互联网金融发展了九年时间，到了2015年，中国P2P贷款总量已近1万亿元人民币。但这么庞大的体量却长期缺乏监管，导致民间金融换了身马甲混迹其中，引发诸多跑路事件。

以互联网为媒介，2015年P2P把民间金融的疯狂与脆弱都摊在了台面上。据网贷之家的统计，截至2015年11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3769家，问题平台达到1157家。也就是说，全国的网贷公司每三家中就有一家出了问题。

三年前，温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贴上了打破金融垄断的标签。三年后的战果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终于破局，尽管尚有掣肘；小贷公司的村镇银行梦破灭；对不良资产感兴趣的民间资本，还是只能“傍大款”。

在曾案双方的法律关系上，其实曾成杰才是杨白劳，因为他欠高利贷不还给黄世仁。从客观结果来看，集资诈骗罪主要打击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因为国有企业有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保障和埋单，不大可能出现大举向民间借债的情况。因此，近年以此罪被杀掉的，都是民营企业主，这成了民营企业家的一个“专属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