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最终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贸易问题首次得到讨论，公正转型机制正式确立。但与此同时，“化石能源路线图”缺席，减排雄心未能提升，资金问题依然难解等，亦令不少专业人士感到遗憾。 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气候谈判的作用将被削弱，而各国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国际绿色低碳产业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

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落实不充分，过去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依然要在多边进程中去推动解决；新挑战则是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损害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措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行动制造了障碍。 每个国家处在不同的起点上，仅拿具体的数字来作国别比较是不科学的，这不是“小学生做数学题”，要充分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民生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和影响。 在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后，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提出有力度的NDC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和动力。

当前全球有近3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气候智慧型农业服务、绿色农业服务贸易等新兴路径不断涌现，为构建韧性农业体系提供新范式。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转型金融的兴起为高碳产业的低碳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了碳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全球碳信用市场正从单一的减排工具向系统性气候治理平台演进。

中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也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其中关键环节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没有技术的基底，经济运行乃至国家各方面的发展都将难以为继。 西方国家以及某些印度统治圈层对“一带一路”还存在一定的偏见，这导致“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受到阻碍，但“一带一路”在未来十年内终将在对抗偏见中以缓慢渐进的方式推广至整个世界。 我们需意识到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对尼泊尔的水电资源开发来说至关重要，但冰雪迅速消融不利于水电供应的稳定性，也给尼泊尔带来了严重的灾害问题，因此尼泊尔亟需和中国进行气候合作。

“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没有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交不出保护计划、难以配合监测，而发达国家希望先解决计划和监测问题再出资。” 同为1992年通过的公约，守护自然和气候的承诺总是像促销商品一样被捆绑在一起讨论，但相较于更热门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讨论显得薄弱。

自2024年美国大选开始，关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发展方向问题再度成为两党辩论的议题，全球ESG趋势和美国市场的未来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理解ESG之争，要厘清背后的逻辑，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全球对气候治理的信心与决心。

经济周期反复，企业不仅需要应对眼前的增长压力，还要应对长期的环境危机。如何实现经济上更高效、气候上更有益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1931年中国江淮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水灾，造成两百多万人死亡。“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即我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学者陈学仁认为这是导致当年洪水的原因之一。90年前的水灾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启发：现代城市创造了新形式的洪水灾害，人们想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最终却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尤其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人类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自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人物介绍：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 现场坐标：首届双碳行动者大会·北京 录制时间：2023年12月7日 演讲主题：全球气候治理与碳中和进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