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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成效几何？社交媒体禁令的治理迷思 | 法眼
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注定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治理难题，考验各国治理者的耐心与智慧。 清华大学《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至15岁群体实际合规率仅约27%，仅19.2%的受访者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而减少。 -
判决之外的未竟之问：谁来管“兜底管孩子的主体”？丨法眼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共有997名“不适格父母”被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同比增幅达66.7%。 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孩子，多数会被送往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但福利院的承载能力是有上限的，工作人员直言苦不堪言。谁辅导他们的学业？谁守护他们的安全与身心健康？ -
多次作案，为何最高只判14年？争议德国华人迷奸案量刑｜法眼
在确定各项宣告刑时，法院不仅考察犯罪本身的不法与罪责程度，还会综合评价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及犯罪后的表现；还必须评估刑罚对被告人未来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还会考虑被告人的刑罚敏感度。 若只看到德国判决中的刑期，便会低估这种由自由刑、保安监禁、持续赔偿责任、程序费用共同构成的整体制裁后果。 -
避免“人人有责、无人负责”，人工智能立法应守住三条线 | 法眼
如果说伦理价值线标定了人工智能向上的方向，法律责任线厘定了权责的分配，那么安全发展线则构筑了不可逾越的向下边界，明确回答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 若不在立法上对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范围进行清晰切割，那么人工智能侵权事件一旦发生，必然陷入“人人有责、无人负责”的混沌困局。 应设立跨学科的伦理价值审查委员会，将哲学、社会学、法学与科技专家共同纳入立法与治理进程。 -
治理非典型错案，更需制度托举 | 法眼
在“真凶再现”“亡者归来”等典型错案的纠正中，不需要太多专业判断，也无需承担什么压力，只需顺应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纠错，是常识胜利，不是制度胜利。 应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建构起源头预防、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再审救济的全过程治理体系。 -
认罪认罚：“折扣”不能击穿正义底线 | 法眼
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目前尚未在罪名轻重上建立足够清晰的“限幅”标准。宁德案不应仅作为一个司法个案被围观，更应成为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精细化改革的契机。 -
法律部门再调整，从“法”到“典”带来契机 | 法眼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构成。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形成后，法律部门增至8个。 在生态环境法部门出现之前，中国所有法律部门都已形成较大规模，不少部门由于吸纳了太多与本部门基本法律关联不大的法律，导致部门法间的归类重叠、交叉，界限模糊。 -
个人破产的程序与理念，能否照搬企业破产？丨法眼
个人破产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破产程序，为债务人提供免责救济。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可能快速地为债务人提供免责救济，促进债务人在经济上的新生，既是个人破产应该实现的目标，也是个人破产程序应该达到的标准。 -
低龄罪错少年何以“一犯再犯”？丨法眼
低龄反复罪错问题，远非一个单纯的法律执行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基本正义规则是否仍然有效的伦理性危机。 低龄罪错少年“一犯再犯”，是法律激励失效、社会伦理焦虑与个体理性扭曲三重困境的集中投射。 -
罪与非罪，不能“和稀泥”丨法眼
这种司法策略内含的“权衡”逻辑，是对形式规则的明显“超越”，既不可能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和谐，甚至还有酿成冤错案件的现实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