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实施已超过半年，作为先行者，澳大利亚交出的答卷并不乐观：大量青少年仍能绕过禁令使用社媒，相关平台“敷衍式合规”，监管部门也暂未开出一张罚单。而AI的狂飙突进更让年龄验证体系遭遇更强的挑战——生成式AI正从底层瓦解禁令赖以成立的技术前提。 监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真正的风险反而被遮蔽——孩子没有更安全，反而让家长降低了警惕性。但比禁令效果不佳更值得关注的是，问题本质可能不在“孩子太小不适合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成瘾性产品设计。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限制接入”而非“重塑平台责任”，禁令再多，也只是把风险从明处推到暗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相信，各国和企业仍希望与美国经济保持接触，但他们不会像过去四十年那样看待美国，而会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如果其他国家能遵循一套明确的规则，不是像美国这样变幻莫测，他们会更愿意进入那些市场。

当我们不再纠结于道德审判，而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理想因何而坠落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上，有助于我们以更平和的心态思考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

“抗震救灾的关头，土耳其空袭库工党营地，显然有政治博弈因素。”埃尔多安现阶段对安全的关注，可能会分散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注意力经济可以搞，但是要有底限。

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由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计划，正在拉开帷幕。我们完全理解这种GDP失速带来的焦虑，但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GDP高速增长，也带来征地、环境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中国经济不能指望一直持续这样的增长速度。

注意力经济时代，乔布斯们是“卖美”，某些国人则是“卖丑”——创造美、把世界往好的方向改变一点点太难，炮制丑、让世界难受一阵子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