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对于屈原来说这是最根本的悲剧。政治上的失意倒还在其次，甚至无足挂齿。刻骨铭心的是“去故乡而就远兮”。

截至2025年1月，仍有超过1000多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约为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370万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超过660万在国外。乌克兰政府戒严令限制18至65岁的健全男子离境，境外难民多是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 “考虑到冲突烈度、经济条件和族群关系差异，洞察战争难民的构成和趋势，远比简单计算难民数字重要。”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时间拖得越久，仍在流亡的人，能回去的可能性就越低，从基础设施崩溃到原地人口结构改变，乃至因战争杀戮、沦陷区居民“投敌嫌疑”等产生的畏惧心理，都成了难民回归的巨大障碍。 冷战后，全世界出现过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他们的经历给俄乌难民留出了极为残酷的答案——战后十年内，能返乡的人不超过30%。有四个变量决定着结果：炸毁的医院、瘫痪的政府、凋零的经济、分裂的社会。

策展人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希望给那些“外人”（流亡者、边缘化群体、移民、性少数群体……）更多的机会，他希望在威尼斯双年展的舞台上呈现更多酷儿艺术、原住民艺术和外来艺术，把那些过去被忽视和排除在艺术史主流之外的人纳入展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通读南明史，虽有“分韵唱和，悲吟彻旦”的瞿式耜和张同敞选择舍生取义，“为明三百年忠臣之殿”的张献忠义子李定国殉身缅海，奈何更多的是大小官吏接二连三的叛变、反水，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弃国家如敝履，还有通过对故主斩尽杀绝，来表达对新主绝对忠诚的吴三桂之流，南明终不能像南宋得以延续国祚，偏安一隅。

大选得票最多的远进党未能成功执政，他信派系的赛塔成为新总理，加上流亡海外15年的他信突然决定回国。近几个月泰国政坛眼花缭乱的变故，让该国的未来进一步充满了不确定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历时八年酝酿，“拉美文学爆炸”中的遗珠、也是其中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三只忧伤的老虎》，终于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凡特也由此进入广大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位文字游戏大师以语言实验和双关语著称，将哈瓦那的夜生活打造成纸面上流动的盛宴。 对粗俗的赞美，对流行文化的狂热，再加上桃色风流的点缀，与红色古巴格格不入。创作该书前后，因凡特开启了四十年流亡生涯，成为20世纪动荡的革命年代又一鲜活注脚。

弃养、剥削与人口贩卖等乱象不断，已经让商业性代孕（Surrogacy）服务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产业；当一个代孕热点目的国被新政限制后，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国家的“代孕经济”取而代之，这被称为“生育旅游”“生育流亡”。

胡安·卡洛斯国王是西班牙“神圣的民主象征”，曾击败塞万提斯，被选为“最伟大的西班牙人”，如今却堕落为贪污嫌疑犯，流亡海外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活了92岁，在经济学家中算是很长寿的一个。汪宇先生在为《米塞斯回忆录》所写的“出版弁言”中说，“在乱世，所谓寿多则辱，因此他经历的苦难也更多。”米塞斯在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算是“乱世”，六十岁上下流亡美国，包括冷战时期，恐怕算不上“乱世”。所以米塞斯由于“寿多”，相对而言，“乱世”对他的影响反而并不很大；他的“受辱”，大约主要是就他始终未被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所认可而言的。

这些古老文物所象征的灿烂往昔，与文物所在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处境构成了过于突出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