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期间，不同宗教社区之间往往会接纳逃离家园的人。“大多数穆斯林会逃往基督教区、德鲁兹派地区或其他地方寻求庇护，而当地居民都会热情接纳这些难民并给予支持。”他说，“这才是真正的黎巴嫩。” “伊朗的战争是看得见的战争，黎巴嫩的战争是看不见的战争；伊朗的问题是有结束时间的问题，黎巴嫩的问题是没有结束时间的问题。”

苏衍霈感到，随着2025年1月饥荒蔓延之后，加沙的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麻木。“他们一直暴露在不同的恐惧里，受着各种各样的创伤，从一个地狱掉入了另一个地狱。最后变得没有情感，没有希望。” 性暴力在战乱背景下更加高发，原因之一在于个人的安全空间被战争打破。“现在他们（受害者）都住在帐篷里，与素不相识的人们挤在一起，更有可能暴露在风险中。而且由于流离失所，他们不像以前那样，身边总有家人的支持。”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气候变化正在以极其深远的方式影响全球各国，影响范围包括灾害强度和频率的增加、生计可持续性受到冲击、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等。

苏丹内战已沦为一场被全球有意无意忽视的地狱级灾难——两个军事集团将国家主权撕扯为私利战场，而外部势力则通过武器输送和地缘博弈持续煽风点火。苏丹内战造成了超过全球其他地区总和的饥民人数，以及当前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疫病肆虐、医疗崩溃，妇女儿童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但国际社会的反应却仍停留在谴责与磋商的口头阶段。有效的干预和足够的援助，目前看来依然遥遥无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苏丹有超过1170万人流离失所，3000多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在苏丹，事实上形成了官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二元军事体系。“2023年4月，双方因军队合并等长期矛盾无法调和，导致冲突爆发，根本原因在于权利争夺和控制土地。” “还是想再等等看，许多华人‘老苏丹’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李敏说，在这里耕耘了十余年，一家人已习惯当地的生活节奏。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是他们最大的期望。

截至2025年1月，仍有超过1000多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约为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370万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超过660万在国外。乌克兰政府戒严令限制18至65岁的健全男子离境，境外难民多是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 “考虑到冲突烈度、经济条件和族群关系差异，洞察战争难民的构成和趋势，远比简单计算难民数字重要。”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时间拖得越久，仍在流亡的人，能回去的可能性就越低，从基础设施崩溃到原地人口结构改变，乃至因战争杀戮、沦陷区居民“投敌嫌疑”等产生的畏惧心理，都成了难民回归的巨大障碍。 冷战后，全世界出现过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他们的经历给俄乌难民留出了极为残酷的答案——战后十年内，能返乡的人不超过30%。有四个变量决定着结果：炸毁的医院、瘫痪的政府、凋零的经济、分裂的社会。

每一次的冲突爆发，哈姆都会产生“逃离加沙”的念头，却从未实现过。联合国预测，如果以色列再次进攻拉法，将会有超过80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撤军只是以军一次战术的转变，是以军向其国内展示战争实力的体现。”汗尤尼斯是加沙南部最大的城市，在汗尤尼斯，以军已打垮成建制的哈马斯军队，将转入定点清除模式。 7名人道主义志愿者死亡备受关注，而逝去的几万巴勒斯坦人却没人关心，“这可以反映以色列右翼倾向扩大的氛围，他们不关心‘如何解决巴以问题’”。

刘蕊林说，缅军将军营驻扎在木姐城外，普通人很难出城，运货司机大多是绕路。她自己是不会去城郊山区的，“不知道谁又会在那埋地雷”。 逃离家乡的人越来越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2023年10月31日至12月11日期间，武装冲突已导致缅甸13.6万人流离失所。 “如果不想去参军，那被抓者就得交罚款，大概三五百万缅币（折合1万至1.5万人民币）。”

“我爸爸今年本来要来参加广交会。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战争爆发一周，沙里福就失去了多位亲人——“我的叔叔和叔母去世了，他们的儿子和孙辈也不在了，整个家族一起消失”。 10月23日深夜，伊斯梅尔给关心自己的中国朋友安妮发了求助信息。他想向安妮借1000美元，还许诺“战争结束后还给你”。他表示，他和家人目前在一个位于加沙学校中的安置点，但救援机构给予的帮助有限。市面上的食物又少又贵，且需要用美元交易。 “死亡、破坏和流离失所的程度令人震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共关系官员克里斯多夫·汉格表示，该机构在加沙的团队实地探访了北部地区的医院。 “这里的人永远不会离开，要么赢，要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