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7月首批10只科创债ETF近300亿元一日售罄的火爆，首批26家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在募资效率和规模方面均大为逊色。 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募集规模两极分化：发售进度较快的基金仅用约10天便结募，而进度滞后的两只基金耗时超20天勉强募集超2亿元的“生死线”。 基金经理历史业绩、营销力度等直接影响基金募集进度。

近半基金管理公司对此次发售采取“限额发售”的谨慎态度。 多数拟任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不错，但亦有“总回报率和年化回报率”为负值者。 费率机制“奖少罚多”原则下，无论是基金经理因薪酬降低而离职，还是管理费收入骤降，这对基金公司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将倒逼基金公司倾斜资源提升投研能力，改变以往把资源堆在发售渠道上的做法。简言之，即重投研轻销售，而非颠倒为之。

基金公司高管和核心员工薪酬水平将直接挂钩投资者的实际回报，与投资者真正实现“共荣共损”。未来，只有能持续为多数投资者创造良好收益的基金经理，才能获得职业长久发展的通行证。 多家头部机构发行的浮动费率机制基金产品，计提方式各异，且规则比较复杂。这对基民而言远非“一目了然”那么简单。 投顾服务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让用户觉得付费值得？基金投顾的“投”和“顾”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异变为基金销售渠道。

公募基金同时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提成，相当于既有了“旱涝保收”的能力，又能赚取超额收益。 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年熊市让银行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了尾佣。 美国家庭投资者主要通过企业雇主的养老金计划进入共同基金市场，基金的渠道商包括了经纪商、独立财务顾问、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方渠道。而中国，银行是公募基金销售的最主要渠道。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