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银支付机构长期把贷款、资管等金融产品的销售与支付捆绑在一起，通过前置默认勾选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非支付类金融产品进行支付交易。这混淆了支付跟非支付产品之间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非银支付与信贷脱钩，推动支付行业回归本源。提供合规、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是非银支付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新规将有利于大中型银行的零售业务。“活期理财+支付”类产品将成为核心竞争壁垒，信用卡业务也有望迎来修复性增长。

无论消费总额、增量还是增速，广州均高居全省第一。其中，广州对广东消费增量的实际贡献度高达46%。 广东中长期消费贷款需求相对平稳，但个人短期消费贷款需求增长动能有所减弱。 为宠物和美丽等悦己消费埋单成为广州年轻一族的消费方式、境外人士是广东消费的重要增量。

新规落地一个季度，六大国有银行未公布助贷机构名单，3家腰部城商行明确表示暂停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有民营银行压减助贷机构名单。 在助贷业务坏账损失准备和获客成本相对“刚性”的情形下，银行端的资金成本是否能下调成为关键。 中小银行应选择具备合规资质、数据透明、风险可验证的头部助贷平台，并通过协议明确权责边界。

总资产和总营收均不同程度实现同比正增长的情况下，四大行利润同比出现分化。 在决定利息净收入的指标——净息差降幅收窄的同时，工行非息收入中的手佣收入迎来了变化：2025年二季度手佣收入同比值出现了由负转正的迹象。 工行整体不良率走低主要因其对公业务板块资产质量改善有关，但零售贷款不良率仍未见改善。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和信用卡透支在内的4个细分项的不良贷款率均有所提升。

商业银行总行须公示合作的助贷机构及增信机构的名单。 小额贷款公司和互联网助贷平台的年化利率多逼近36%，多家上市助贷平台亦仍然坚持按近36%的年化贷款利率。其利率几乎不受央行基准利率下行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政策驱动”，即逐步从过去高利贷、砍头息、“714高炮”等乱象，逐渐向“两条线”上限靠拢，贷款定价明显缺乏弹性。 助贷新规管控借款人的综合融资成本，增信机构不得变相收费。 主流互联网助贷平台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方的分润比例在25%-35%，主流助贷机构收益率区间在1.5%-3.5%。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宏观环境导致部分行业盈利下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影响了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在此背景下，个人信贷风险的防控与化解尤为重要。然而“行业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标准、有效的个人风险化解机制”，这也成为部分负债人在逃避心理的驱使下深陷化债骗局的背景之一。 “贷款只能解决一时，消费提高的前提还是收入水平的改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信贷平台及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纷纷选择“合纵连横”，形成更为复杂的“网状结构”，让不同层级不同需求的借款人都有可供选择的贷款平台。 利率差异大。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利率最低至2.88%，民营银行的小额网贷利率普遍高于传统商业银行，最具代表性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小额网贷年化利率均为18%，网贷平台更有高于30%的年化利率。 9家在美上市的网贷公司中，5家公司的第一大业务收入发生变更，商业模式由轻转重，且有分化之势。

目前，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贷款余额分别仅有巅峰期的60%和78%，小贷公司从业人员数量已跌至巅峰期的不足四成。 2024年以来，至少4家消费金融公司重要股东股权出现转让或拍卖。4家民营银行股权也发生变更。 在股权受让人方面，地方国资及其金融平台和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成为接盘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