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温柔内敛、悉尼明快昂扬，“到处都是悠闲的人群，他们都穿着衬衫，整天都在野餐。他们主动说自己是新来的年轻人，但总有一天会做出很棒的事情”——吉卜林在1937年的《谈谈我自己》中就这样说，到今天似乎还是这样——在这片孤悬海外的大陆上，少有沉重，却也少有厚重。

南沙国际物流中心，被称作“全国最大的冰箱”。冷库中能看到智利的帝王蟹、澳大利亚的桃仁和印度尼西亚的椰浆。 南沙港四期，是全球首个内河、海运、铁路多式联运的全自动化码头。

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注定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治理难题，考验各国治理者的耐心与智慧。 清华大学《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至15岁群体实际合规率仅约27%，仅19.2%的受访者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而减少。

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实施已超过半年，作为先行者，澳大利亚交出的答卷并不乐观：大量青少年仍能绕过禁令使用社媒，相关平台“敷衍式合规”，监管部门也暂未开出一张罚单。而AI的狂飙突进更让年龄验证体系遭遇更强的挑战——生成式AI正从底层瓦解禁令赖以成立的技术前提。 监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真正的风险反而被遮蔽——孩子没有更安全，反而让家长降低了警惕性。但比禁令效果不佳更值得关注的是，问题本质可能不在“孩子太小不适合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成瘾性产品设计。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限制接入”而非“重塑平台责任”，禁令再多，也只是把风险从明处推到暗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强权与侵略肆虐时，一群澳大利亚码头工人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他们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朴素的良知：“不能帮助杀害无辜者。”这种选择，在今天依然闪耀光芒。

“这本书是和鱼一起写完的。”写作这部小说时，每天清晨弗兰纳根都要跑到塔斯马尼亚海岸边，佩戴护目镜，潜水，周身游弋着海马、叶海龙和牛角鱼。置身鱼群中，弗兰纳根感觉思维进入了另外一种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