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教育和住房对于新就业形态群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养老保障问题。 消费者也要转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所有的算法最后如果受制于消费者的苛刻要求——比如一超时就投诉，不是说不要投诉，而是如果不顾及天气不好、小区爬楼、小区地形复杂等劳动环境，不分情况地去投诉，就会对劳动者产生压力。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关注焦点。就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城市融入与治理难点等话题，南方周末推出专题。其他报道详见文末“相关文章”）

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共有2.4亿人。而外卖骑手，已经成为当下灵活就业人员中最庞大的群体之一。 门槛不高，时间灵活，结算快速且多劳多得，让这份工作不仅能够帮助困顿者解除燃眉之急，也是性价比颇高的兼职选择。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曾大方分享做外卖骑手的感受。有人视其为颠簸生活中的一段过渡，让他们得以稍作喘息；有人为消磨时间，甚至是锻炼身体开始尝试送外卖，沉溺于即时奖励的快乐；也有人从骑手这个落点重振旗鼓，走出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成为骑手似乎就像一个人生的拐角，幸运又努力的人，说不定就从狭窄的暗巷走上一条更开阔的大道。不过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跑不动了怎么办？

“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伤残无工伤、有风险无保险、有问题无监管、有纠纷难维权。” 如果将“新就业形态”关系全部直接纳入到现行劳动法体系中，容易引发用工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根据行业头部企业服务群体的市场实践数据来看，确定至少不低于1亿人从事过灵活就业并获得经营所得性质的收入。” “在各地监管执法中，以增加税收为趋向，多数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性质归为劳务所得。”

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灵活就业人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和我们一样，同为城市里的追梦人、追光者。尊重每一份职业，尊重每一份梦想，放下偏见和成见，平等相待、友好相待，会让我们彼此对未来怀有更大的动力和希望。

平台为全职骑手购买社保，无疑是对行业劳动保障问题的一次正面回应。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关注日益增加，骑手福利已成为各大平台的重要竞争维度之一。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可能帮助京东建立起一支更加稳定、高效的配送团队，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40岁以下全职妈妈群体的调研结果显示，82.7%的全职妈妈有再就业打算，其中48.3%希望能够兼职、灵活就业。 陈艳在招聘“妈妈岗”时，明显感觉咨询的宝妈们比现有员工素质要高。她们会感到困惑：“我怎么生了孩子后只能干保姆的工作？” 张蕾建议用“亲子岗”来替代“妈妈岗”，对协同育儿的男性给予同等的就业支持，增加男性和女性共担育儿职责的价值认同。

相对于挂靠代缴，灵活就业参保费率与成本更低、且合法无风险。以广西南宁为例，你要是挂靠代缴，费率是个人8%+企业16%，一共24%的费率实际都要你自己缴，且应该还要支付一笔服务费，否则人家企业不会冒风险给你白干；灵活就业参保，总费率只有20%，比挂靠代缴要低4个百分点，且没有服务费，还合法合规。此外，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还可以申请社保补贴。